致辞

郝如玉:减税别死盯起征点 还可以把最低税率降到1%
郝如玉:减税别死盯起征点 还可以把最低税率降到1%

第11、12届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哲学社会科学国家税收法律研究基地首席专家、中国经济实验研究院名誉院长郝如玉[详情]

金百利在线手机版财经其他|2018年06月30日  08:43
刘霞辉:经济研究杂志社8月份将上线新的投稿审稿系统
刘霞辉:经济研究杂志社8月份将上线新的投稿审稿系统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编辑部主任刘霞辉[详情]

金百利在线手机版财经其他|2018年06月30日  09:30
颜安生:香港完全有条件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
颜安生:香港完全有条件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

香港经济导报社总编辑颜安生[详情]

金百利在线手机版财经其他|2018年06月30日  09:37
蔡继辉:城市生活质量评测很难 但做好了就有高价值
蔡继辉:城市生活质量评测很难 但做好了就有高价值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副总编辑蔡继辉[详情]

金百利在线手机版财经其他|2018年06月30日  09:42
付志峰:正是经济问题的复杂让人们能醉心研究
付志峰:正是经济问题的复杂让人们能醉心研究

首都经贸大学校长付志峰[详情]

金百利在线手机版财经其他|2018年06月30日  09:55

主题演讲

张卓元:改革开放四十年 回顾中国经济改革的两条主线
张卓元:改革开放四十年 回顾中国经济改革的两条主线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卓元[详情]

金百利在线手机版财经其他|2018年06月30日  09:52
许宪春:中美贸易记录顺差在中国 但利益顺差在美国
许宪春:中美贸易记录顺差在中国 但利益顺差在美国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研究中心主任许宪春[详情]

金百利在线手机版财经其他|2018年06月30日  10:02
田国强呼吁土地要素流转市场化 不解决房价就降不了
田国强呼吁土地要素流转市场化 不解决房价就降不了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美国德克萨斯农工大学终身教授田国强[详情]

金百利在线手机版财经其他|2018年06月30日  10:28
高培勇:宏观经济如何同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对上表"?
高培勇:宏观经济如何同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对上表"?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经济研究所所长、《经济研究》主编高培勇[详情]

金百利在线手机版财经其他|2018年06月30日  11:12
张曙光:北京上海控制人口没有依据 是计划经济思维
张曙光:北京上海控制人口没有依据 是计划经济思维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曙光[详情]

金百利在线手机版财经其他|2018年06月30日  11:31

主题演讲

沈坤荣:以城市群经济推进高质量发展
沈坤荣:以城市群经济推进高质量发展

南京大学商学院院长沈坤荣[详情]

金百利在线手机版财经其他|2018年06月30日  14:21
张连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路径与风险
张连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路径与风险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张连城[详情]

金百利在线手机版财经其他|2018年06月30日  14:45
杨春学:有利益集团力图架空农民集体拥有土地的权利
杨春学:有利益集团力图架空农民集体拥有土地的权利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杨春学[详情]

金百利在线手机版财经其他|2018年06月30日  15:08
杨瑞龙谈改革:不引入市场想调结构很困难
杨瑞龙谈改革:不引入市场想调结构很困难

中国人民大学学术期刊社社长杨瑞龙[详情]

金百利在线手机版财经其他|2018年06月30日  15:31
张平:中国经济理论越来越丰富 越来越规范化
张平:中国经济理论越来越丰富 越来越规范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平[详情]

金百利在线手机版财经其他|2018年06月30日  15:49
张晓晶:高质量发展不存在完美的参照系
张晓晶:高质量发展不存在完美的参照系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张晓晶[详情]

金百利在线手机版财经其他|2018年06月30日  16:04
沈越:改革开放40年赋予了中国人四大自由
沈越:改革开放40年赋予了中国人四大自由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沈越[详情]

金百利在线手机版财经其他|2018年06月30日  16:44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李建伟:居民智商普遍呈正态分布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李建伟:居民智商普遍呈正态分布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副部长李建伟[详情]

金百利在线手机版财经其他|2018年06月30日  16:48
河北社科院副院长:低水平行业请转到雄安以外的地区
河北社科院副院长:低水平行业请转到雄安以外的地区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彭建强[详情]

金百利在线手机版财经其他|2018年06月30日  17:10
陈乐一:减轻劳动力成本上升对物价波动的影响
陈乐一:减轻劳动力成本上升对物价波动的影响

金百利在线手机版财经其他|2018年06月30日  17:31
常欣:把国有企业作为去杠杆的关键
常欣:把国有企业作为去杠杆的关键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室主任常欣[详情]

金百利在线手机版财经其他|2018年06月30日  17:47

日程安排

30日
8:30-9:00 一、开幕式
1.主持人宣布大会开始并介绍到会主要嘉宾
2.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经济研究所所长、《经济研究》主编 高培勇致辞
3.第11、12届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哲学社会科学国家税收法律研究基地首席专家、中国经济实验研究院名誉院长 郝如玉致辞
4.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校长 付志峰致辞
5.香港经济导报社总编辑 颜安生致辞
6.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副总编辑 蔡继辉致辞 首农香山会议中心多功能厅 张连城主持

9:00-10:15 二、大会演讲
1.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张卓元: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两条主线
2.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经济研究所所长、《经济研究》主编
高培勇:(题目待定)
3.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研究中心主任
许宪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在合作共赢中促进对外经济结构调整
4.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美国德克萨斯农工大学终身教授
田国强:世界变局与中国改革何去何从
5.中国人民大学学术期刊社社长
杨瑞龙:新旧增长动能转换与高质量发展

11:20-12:15 三、发布中国经济增长报告和城市生活质量指数
1.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张自然发布中国经济增长报告
2.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赵家章发布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指数
12:15-14:00 自助午餐、午休

14:00-18:20 四、大会演讲
1.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杨春学
所有制改革留下的重要理论问题
2.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经济实验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
张 平: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经济理论探索与创新
3.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
张晓晶:高质量政府与高质量发展
4.南京大学商学院院长
沈坤荣:以城市群经济推进高质量发展
5.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
沈 越:中国经济发展原动力的探讨——基于马克思市民经济社会理论的分析
6.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副部长
李建伟:我国要素收入分配结构的演变规律与影响因素
7.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彭建强:雄安新区与京津冀协同发展
8.浙江工业大学经贸管理学院高级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陈昆亭:长期可持续增长问题的思考
9.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教授
陈乐一: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周期特征波动分析
10.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室主任
常 欣:谨防信用收缩期二元融资结构固化与去杠杆主体错位

18:00-20:00 自助晚餐 一层

1日 9:00-12:00 分论坛
第一分会场:国家治理现代化论坛
第二分会场:中国经济高质量增长论坛
第三分会场:青年经济论坛

最新新闻

常欣:把国企改革作为结构性去杠杆的关键
常欣:把国企改革作为结构性去杠杆的关键

  金百利在线手机版财经讯 “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2018)”高峰论坛于6月30日在北京香山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室主任常欣出席并演讲。 其表示要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结构性去杠杆的关键,目前来讲,从不同所有制的资产负债率来看,国有企业的负债率仍然远远高于民营企业和其他所有制类型。现在民营企业它的杠杆周期已经经历了一个完整的杠杆周期,但是国有企业还没有一个像样的去杠杆的过程。“所以,未来要去杠杆可能主体还落在国有企业上,当然更多的是从效率改进的角度来说。” 常欣进一步指出,核心要化解国有企业去杠杆问题,最终的特别重要的还是要关闭所谓的僵尸企业,重新资产配置,通过效率改进和企业资产负债表的改善来降低企业高的资产负债率。[详情]

金百利在线手机版财经其他 | 2018年06月30日 17:47
陈乐一:减轻劳动力成本上升对物价波动的影响
陈乐一:减轻劳动力成本上升对物价波动的影响

  金百利在线手机版财经讯 “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2018)”高峰论坛于6月30日在北京香山举行,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教授陈乐一出席并演讲。 其表示改革开放以来历次物价波动的启示,物价波动中的公众预期因素不断增加。 对此,要提高劳动生产率与优化企业成本结构并进,减轻劳动力成本上升对物价波动的影响。加强冻胀预期管理,形成理性和稳定的预期,运用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地方价格监管水平与预警能力。 陈乐一介绍,在“物价云”方面,需进一步推动物价大数据的开放共享,完善互联网+物价监测预警体系。加强对国际商品市场价格监测。深化国内价格体制机制改革,稳步放开国内市场价格,完善市场供需决定的价格形成机制,加强全方位的价格联动监管。实行结构性的价格运行调节,确保价格平稳运行。[详情]

金百利在线手机版财经其他 | 2018年06月30日 17:31
河北社科院副院长:低水平行业请转到雄安以外的地区
河北社科院副院长:低水平行业请转到雄安以外的地区

  金百利在线手机版财经讯 “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2018)”高峰论坛于6月30日在北京香山举行,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彭建强出席并演讲,主题为雄安新区与京津冀协同发展。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核心内容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彭建强强调,“这两句话要变成一句,缺一不可,不能光关注前面的不管后面。” 雄安新区的定位,一方面首先是北京非首都功能集中疏解的承载地,同时雄安新区的定位非常高,是一个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 彭建强表示,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雄安一方面是承接地,另一方面,它有自己非常高端的高质量高水平现代化城市的要求。“不是北京转移什么雄安就承接什么,雄安只能承接符合雄安定位的,符合雄安发展需要的这些东西。”例如高校、科研单位、企业总部、金融机构,还有一部分事业单位,“北京得转出一些高水平的东西,低的转到雄安以外的地区去。” 彭建强认为,雄安新区有引领和示范的意义,它不只是一个高端的先进的现代化城市的物质基础示范,更是能带动区域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政策创新的示范。“从这个意义上说,雄安新区才是不同于以往的新区,才是践行新发展理念的新的新区。”[详情]

金百利在线手机版财经其他 | 2018年06月30日 17:10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李建伟:居民智商普遍呈正态分布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李建伟:居民智商普遍呈正态分布

  金百利在线手机版财经讯 “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2018)”高峰论坛于6月30日在北京香山举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副部长李建伟出席并演讲。 其表示居民智商普遍呈正态分布,智商分布是正态分布的情况下,人力资本假设单位智商在单位时间获得的学习能够是一样的,每个人的人力资本拥有的水平就取决于你智商的差距,它本身肯定也是服从正态分布的。 人力资本或者智商差距造成你收入差距是有极限的,不可能无限扩大。但现在为什么现在有穷的人越穷、富的人越富?李建伟认为,很重要的是来自于财产性收入,他提出,可通过征收遗产税等方式缩小贫富差距。 以下为演讲摘编: 李建伟:我想讲一下收入分配里居民的收入分布,是不是正态分布或者为什么是正态分布,如果正态分布的话,后面居民收入差距到底是怎么演变的,有没有规律性的东西。比如1955年库兹捏茨的倒U理论成立不成立。中国居民的收入分布的分布特征到底是不是一个正态分布,做一下估计,最后提点政策建议。 我所有关于收入分配的研究都建立在一个前提下就是它的分布肯定是一个正态分布,很多次有学者给我提出质疑收入分布是正态分布这个说法,说听说过收入分布的二八定律,20%的人拿了80%的收入,没有听说收入分布是正态,其实这是两个概念,所谓的二八定律是财富规模在人群中的分布,我们这里研究收入分布的正态特点是人群在不同收入水平上人群的分布是什么样的形态。 为什么说收入分布是一种正态分布,想来想去想到了智商,这篇文章在《改革》发了,国内外的学者研究都表明居民的智商分布是一个正态分布,美国学者研究非常有名,这些人研究完了以后据说走到大街上被人打,为什么你是聪明人,我们的孩子就是笨蛋。但是他的研究还是有道理的,国内很多学者研究也是这样,智商分布基本是正态分布的。 欧洲学者研究各个国家之间智商也是有明显差别的,解释为什么各个国家都在改革,中国能够成功,因为中国人的智商水平平均水平在全球是很高的,中国人聪明。都是用智商分布来解决经济增长的问题。 关于智商影响因素美国学者市教育可以给许多人赋能,但是无法把一个笨人变聪明,比如智商100的人经过严格训练以后和一个高智商的人他的工作能力可能比高智商的人要好,但是这个聪明的人他后面一旦有了机会以后肯定会后来居上。我们国内很多的实证研究也证明父母的职业,父母的文化程度对小孩学习成绩各方面都有影响,但是我觉得这一块跟美国学者研究的结论差不多的,因为文化水平高的父母一般来说也是聪明的父母。所以,他就把高智商这个因素遗传给了孩子。另外,他可以提前开发小孩的智商,让他掌握更多的东西,然后学习考试过程中可能比别的孩子成绩更好一些,但是这并不能否定智商分布不是一个正态分布或者智商本身是不是先天的。我认为智商先天性这一块还是有道理的。 智商分布是正态分布的情况下,人力资本假设单位智商在单位时间获得的学习能够是一样的,每个人的人力资本拥有的水平就取决于你智商的差距,它本身肯定也是服从正态分布的。你学习条件不一样,比如说你把学习资源更多的给了聪明的孩子,改革开放初期聪明的人可以获得更多的学习资源,这种情况下人力资本的分布肯定也是一个正态分布。至于说如果人力资本的边际都是收益不变,你转移越多,人力资本的差距会越大。如果人力资本都是收益边际收益是递减的,你转移它有一个极限,转移到一定程度达到最大值以后再过度转移整个社会的人力资本水平会下降,而差距还会进一步扩大。所以,把结论告诉大家。 无论怎么说,智商是服从正态分布的情况下,整个社会人力资本的分布肯定也是一种正态分布。而这种学习资源的调整它会改变整个社会人力资本总的水平,在人力资本投资收益递减的情况下,你的转移有一个最高值,它不可能是无限扩大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给论。 从人力资本我们再延续到居民收入,居民收入这块我把它分成三部分。第一,工资性收入、你拥有多少人力资本能获取的报酬。第二块是财产性收入,第三块是转移支付。这是我们平常分析收入来源四部分,我们把前两部分归结为人力资本带来的收入,后两部分是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支付。在智商和人力资本均服从正态分布的情况下,人力资本的收入也必然是一个正态分布。需要强调的,既然人力资本投资边际收益基本是呈递减的,也就是你给他的时间越多,他边际收益会不断下降,你调整这个学习资源前期可能会增加整个社会的人力资本收入的平均水平,但是它有一个极值,过了这个极值以后他就会继续改变,就会造成教育资源的浪费。反过来大家把更多的学习机会给低智商的人,这时他的提升水平也有一个极值。高智商和低智商群体之间收入水平的差距缩小也有一个极值,达到这个极值你进一步转移它就不会进一步缩小了,可能会扩大了。这是关于人力资本收入分布。第一,它是服从正态分布的,第二你调整学习教育资源优极限,并不是无限扩大的。 工业化过程中人力资本、收入差距到底是不是呈倒U型的?通过这个理论就可以很好地做出解释。比如早期我们整个教育资源是有限的,大家都讲机会平等,通过你个人的能力获取学习机会,这时聪明人肯定会获得更多的教育机会,也就是获取更多的教育资源,这个时候把有限的教育资源转移到高智商群体整个社会的水平会提升,同时整个社会收入水平也会提升。但是它有一个极限,不会无限提升,达到一定程度以后就会往下走。 工业化后期收入水平都提高了,这个时候低智商的人也能获取更多的教育资源,慢慢的大学教育普惠以后,这时由教育学习条件造成的收入差距或者人力资本差距就会不断缩小,慢慢回到平均智商的相对差距。这个时候由智商差距引致的人力资本收入差距也会进入一个缩小的过程。前面扩大,后面缩小,到一定程度达到一个极值,这就是倒U理论从这个角度来说是有根据的。 第二,穷的人越穷,富的人越富,人力资本或者智商差距造成你收入差距是有极限的,不可能无限扩大。为什么在现实社会中还有一个收入差距无限扩大的可能呢?很重要的是来自于财产性收入。我们分析时分成两部分,一个是你前一代的资产,另外是你个人通过储蓄的资产,通过迭代以后最后形成几何级数的发展态势。也就是在你前代前辈资产也是正态分布的情况下,我们称为“原始资产”,原始资产形成的增值资产也服从正态分布,但是它的绝对差距随着时间推移会呈几何级数扩大。由你个人人力资本收入形成的收入差距本身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会呈几何级数扩大的态势。所以,我们收入差距在缩小,但是财富差距却在扩大,为什么?很重要的原因就在这儿。 第三部分转移性收入,包括我们中心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都说现在是反向转移,其实理解是错误的,为什么?因为任何国家社保,转移性支付都是跟你的财产收入,跟你人力资本收入挂钩的,你收入水平越高最后你拿到的养老金可能越高,为了鼓励大家参保。但是大家都知道你收入水平越高交的费也越高,你拿到的肯定比高收入人群交的要少,虽然高收入群体的保障水平比低收入群体要高,但是从整个转移支付的过程来说,他并没有因为转移支付制度造成这种收入差距的扩大,而是相对转移支付之前你转移支付之后你的收入差距还是缩小的。所以,逆向转移支付的提法一定要慎重。 做了很多理论分析,肯定得找点证据,找证据比较困难,我们的统计数据不太支撑,我就选了各省市居民收入数据。 2016年31个省市自治区可支配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支付净收入。它基本上都是同向波动的,也就是它是高度相关的,你的人力资本收入高,你的财产性收入也会高,你的转移支付净收入也会相对较高。当然,在论文中我也做了一些相关性分析,他们是高度相关的,后面人口占比很重要的是为了把正态分布的函数求出来。 针对所谓逆向转移支付的问题,总的来说低收入到高收入转移支付净收入占比总的来说是一个下降的趋势,收入水平越低的,你的转移支付占你收入的比重越高,到后面高收入相对就下降,这就是转移支付制度对缩小居民收入差距起作用的。相关关系说明以后,它服从正态分布你得把分布函数求出来,我也拿出图花了很多工夫,函数就是一个正态分布函数,你怎么把它拿出来,做很多工作。 人力资本收入红线是实际分布,蓝线是我们估计的正态分布函数给它做的模拟估计,基本上方向还是差不多的,财产性收入分布也差不多,高度相关。还有一个是各个省的转移性净收入分布,它本身也是一个正态分布,无论是你的实际分布,还是正态函数做出来的都一样。 做这些东西到底想干啥?几个正态分布的线性组合永远都符合正态分布,合在一块同样也是一个正态分布。分析半天分析这个东西干嘛?一个为了我们做收入分配跟经济增长的关系提供一个理论基础,另外一块对下一步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也要提供一个最小的基础。既然收入分布是正态分布,发展过程中你由人力资本造成的收入差距是有规律的,是一个倒U型的,财产性收入虽然是正态分布,随着时间的发展有可能会成为你收入差距继续扩大的一个很重要的来源,我们设计收入分配制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两点,里面有很多小的,至少这两点,第一要正确认识普通发展阶段居民收入差距演变的特点,以及存在差距的客观必要性,要保护不同要素在不同时期的合法收入。所以,沈越教授说的收入不平等的问题是不可逾越的一个问题,因为大家的智商不一样。 第二,我们现阶段必须要高度重视居民财产,以及财产性收入差距对未来收入差距的影响。为什么要提这个问题?因为本来做这篇东西想再写一篇,这是一个普通的现象,全球基尼系数在下降,但是收入两极分化在扩大,财富两极分化也在扩大,中国也一样。2007年以后我们基尼系数在下降,总体上收入比例也在下降,但是我们收入两极分化的问题没有相应的下降。现在2016年差不多1%的高收入人群占整个收入的10%,和底下50%的比重,2014年以来就没动。另外,我们财富差距,居民财富基尼系数现在上涨扩大很快,下一步按照它呈几何级数发展,如果我们不采取相应的措施,比如征求遗产税,下一步这一块就会成为我们收入差距,包括基尼系数进一步上升的重要来源。这两点在大家研究收入分配制度的时候一定要高度关注。 我演讲到此结束,谢谢大家![详情]

金百利在线手机版财经其他 | 2018年06月30日 16:48
沈越:改革开放40年赋予了中国人四大自由
沈越:改革开放40年赋予了中国人四大自由

  金百利在线手机版财经讯 “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2018)”高峰论坛于6月30日在北京香山举行,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沈越出席并演讲。 其表示40年来,中国经济增长进入快车道,其要旨在于赋予了中国人独立自由、平等的市民地位,解放了最有活力的劳动生产要素。一方面改革开放将人们从各式各样的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成为经济上独立自由的个体,中国人从此告别了数千年来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前市民社会,向自由人联合体迈出了关键的一大步。沈越概括为四大自由: 第一,交易自由,放开价格的基础上形成了自由交易,不仅解决了计划体制下短缺的顽症,更重要的是它使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得以发挥。 第二,择业自由,改变了由政府安排够也的计划体制的做法,不仅解决了城市居民就业难的问题,而且在过去40年中吸纳了数以亿计的农村生育劳动力,使他们从劳动生产率低下的农业转向了生产率更高的红色服务业。 第三,经营自由,改变了过去只有国家才能创办企业的历史。所有人都有权创业创新,进而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形成了公有制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格局。经营自由同时为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的成长提供了生成和发展的环境,一批批勇于进取,善于开拓的企业家阶层前仆後继,不断引领中国经济的发展壮大。“我们可以讲,如果没有经营自由这一条,就不可能有任正非,也不可能有马化腾和马云。” 第四,迁徙和居留自由,使劳动力资源在全国范围内,乃至全球范围内配置,从农村到城市,从低收益的农业专项收益更高的工业、服务业,对于了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 沈越指出,按照马克思的市民经济社会理论,任何限制个人迁徙和居住自由的做法都是倒退。“经济学家在这个问题上有个共识,政府是应该为人们追求美好生活服务的,你怎么能剥夺老百姓选择居住的自由权呢?”[详情]

金百利在线手机版财经其他 | 2018年06月30日 16:44
张晓晶:高质量发展不存在完美的参照系
张晓晶:高质量发展不存在完美的参照系

  金百利在线手机版财经讯 “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2018)”高峰论坛于6月30日在北京香山举行,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张晓晶出席并演讲。 他提到了高质量发展的一些特征,第一点,发展才是硬道理。第二,高质量发展这是中央界定的,质量、效益、动力三个方面的变革。第三,全面、协调、可持续。 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张晓晶指出, 以前市场化改革也好,包括宏观体制改革,我们要学西方发达经济体,但他认为,“高质量发展不存在完美的参照系。”各个发达国家有自己的优势,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美国经济有活力,但是贫富差距太大。欧洲社会福利好,相对公平,绿色发展也不错,但劳动力市场僵化,社保不行……没有一个国家能成为我们完美的可以参照的样本,我们要按自己来。 张晓晶认为,高质量发展需要的高质量政府推进政府自身的改革。我们需要在全能政府和小政府中找到一种平衡。如果我们没有好的国家能力,我们什么事儿有干不了;但是如果国家能力很强,在这个时候目标设定不当,也可能存在问题;同时,如果我们这样的国家能力缺乏约束的话,政府这个手哪儿都要伸到的话,实际上会带来更大的问题。[详情]

金百利在线手机版财经其他 | 2018年06月30日 16:04
张平:中国经济理论越来越丰富 越来越规范化
张平:中国经济理论越来越丰富 越来越规范化

  金百利在线手机版财经讯 “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2018)”高峰论坛于6月30日在北京香山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平出席并演讲。 以下为演讲摘编: 张平:大家下午好!今天以经济研究作为一个知识图谱解析一下中国的经济理论。大家都爱讲改革,但是传统体制就建了20年,我们今年是纪念改革开放40年。所以,改革确实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意思。它需要一整套有关改革的理论进行建构。要不然建了20年,改了40年还老说改传统体制,有点过分。 所以,真正的改革到今天不仅仅要改革传统体制遗留下来的所谓的所有制问题,政府过度干预问题,也要改革大量的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利益形成的一些固有的利益机制,比如我们依靠地方政府进行了GDP改造,但是同样也使得政府干预经济过程中自身已经成为了一个寻租者。所以,这些行为都是我们要改革的新的内容,而不仅仅是一个传统体制。我们理论建构来看中国的情况,中国经济增长奇迹不讲了,整个增长奇迹使得我们腰杆很硬,人家说你们一直在改革,一直在前进,但是其实我们改革的背后是一整套理论知识图谱在支撑着我们,并不是简简单单地说我们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过程。 我们的知识图谱不想给大家讲的那么复杂,早期肯定是从最传统的一些理论入手,比如这时候我们就能看出来有大量的大家在“本本主义”之争,就是我们怎么引经据典批判原来的引经据典,这是我们的第一步。我们通过新的引经据典,结合中国的国情批判传统的引经据典,完成了我们对资本论,对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次活用,也是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实践相结合。这是第一步。 但是这一步最大的推动除了形势以外,我想最重要的一个推动是调查和实证的清晰,过去中国的研究全是形式主义到形式主义,然后在80年代开始,包括杜润生的农村发展组开始进农村调研,写调研报告,最早改革发展组体改所,早期改革的这些研究机构,经济所也好,大量的人都走到了田间地头进行研究。 在我们能看到最重要的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的所谓改革战略之争,这就是所谓的三大体系之争,两条线之争也好,还是所有制中心整体改革,但这时候其实是一个建立市场体系和一个中国理论逐步形成规范的时代开始了,这个重要的东西大家都知道是巴山轮会议,首先是东欧的市场化改革的特征,和国际的西方宏观管理的经验引进,这两个结合才是后面的改革战略大讨论的基础,这个是我们想给大家分享的一个,特别是宏观调整和宏观经济理论经过1988年价格闯关以后这个理论大家发现宏观定价对整个微观基础的促进非常重要。 我举一个例子,这也是我们今天给大家讲的一个我们用关健词一看1987年整个宏观经济研究也开始进入了新范式,连经济研究的栏目也在1987年后开始正式用“宏观经济”这个词,原来我们叫“国民经济综合平衡”,讲的是计划的概念。宏观经济第一次在关键词中开始我们引入了,大家看总供给和总需求,不要简单地看,原来我们的宏观经济理论研究叫循环论,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四个环节,供求关系的引入是真正的宏观范式的引入,而从这时候的引入到我们真正的建立宏观范式,已经又花去了很多年,我们经过了90年代开始的宏观范式引入使得我们大量的领导者和学者都心里已经非常的明确了一些他思维上的宏观概念,这时候才真正的启动了所谓的我们宏观体制的建立。 刚才大家讲了很多所有制,我在这里略微给大家详述一下中国是什么样的宏观管理理论和体制,在什么时期建立的,到现在我们应该干点什么。 中国的宏观体制非常有意思,是1994年、1995年彻底奠定的中国现代的整个宏观管理体制,这“现代”包含了两个含义,第一是跟国际接轨的现代宏观管理体制,第二是现在还在用的这个宏观管理体制。这个宏观经济理论非常有意思,大家老说很多人比较优势理论等等,很少人关注过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宏观定价对比较优势的伟大的贡献,没有宏观定价做不到比较优势。 大家知道中国有一个很绝的年叫1995年,在这年以前中国全是贸易逆差,在这之后中国全是贸易顺差到现在,这一年干了什么?就干了一件事情,干的事情就是人民币汇率并轨,从4.26并轨到1:8.3,大概4.7,并轨到8.3。这一次并轨相当于我们一次大的宏观定价的变革。所以,在之前我们也好好地有竞争力,但是在之后我们就有顺差了。所以,不能说全部靠微观改革,也要看到宏观改革的根本。 1995年我们启动了商业银行法,我们才从过去银行印票子我们都是贷款比存款多的时代开始转入了以存款为基础的贷款,我们滥发货币这件事儿到1994年结束了,而後我们是什么呢?通过外汇占款进行货币发行,我们2013年货币占款占整个央行资产表的83%。所以,人民币一直过度超发,其实这是不严肃的一个论题,其实中国是基于非常强大的中国从无价变有价的劳动力,无价变有价的土地市场的货币化过程进行的国际交换而创造了货币。还不是简简单单国内无价变有价,而是我们通过国内的无价变有价,这个价还是国际交换。 过去农村劳动力叫剩余劳动力,住家里还得吃饭,不但不挣钱还得消耗粮食,现在变成了工厂的工人,而且他的产品能出口,这个价格滚动。所以,我们能看到1994年开始我们的汇率改革了,我们的银行的发钞方式做了重大的改革,然后其他四大银行工农中建原来就叫四大出纳,你一听就知道农业的出纳找谁,现在变成商业银行法运转,我们的财政体制也是在同期进行了所谓的分税制改革,以我们增值税,而且就是以工业增值税为基础进行征收,直至去年我们把第三产业的增值税并在了一起,这样我们才形成所谓的财政框架。 所以,大家要记住我们整个宏观管理框架是1994、1995年基于中国工业化快速增长时代创立的,但是现在我们2019的年城市化率达到60%以后,我们这套的基于工业化的宏观管理框架是否应该变革,税收是不是应该从间接税向直接税改革,整个金融体系是不是还是应该以银行为基准的服务工业化还是转向更为不一样的东西,而我们的货币发行也很明显,外汇占款不断下降,我们货币发不出去了。所以,这套体制都是面临着我们的改革。所以,我们的理论一定要走在前面。 刚才说整个宏观理论1987年开始,到1994、1995年,因为社会都理解了这套汇率、供求关系、财政问题、税收,这个改革才开始。所以,理论的探索一定是超前于实践的。这点希望大家有所认识。现实问题成为了很多的焦点问题,确实很重要。这些都是我们可以给大家的一些分类,这时候宏观研究非常重视。 社会主义市场体制是我们进一步的大的发展过程,也是中国赶超,中国从这一时期,1999年到2012年中国另一个学问词崛起,也是我们课题前途就此而崛起这就是“经济增长”,过去我们叫“经济发展”,大家知道“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概念按卢卡斯的名言经济发展能说得清的部分的就是经济增长,说的清的部分可以科学化、理论化,中国经济越来越从朦胧性的发展,各方面率先逐步纳入了整个基于经济增长核算框架的这么一套理论,从而也奠定了中国现在都用TFP,TFP写到了党中央的文件中。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看到的。这时我们发现我们的学科,经济增长、货币政策、公司治理、人力资本成为主线,特别是我们能看到金融经济学也在这方面快速发展。 所以,中国其实现在我想跟大家讲的,我们的理论不但是越来越丰富化,我们的理论也越来越规范化了,我们的词语定义不是朦朦胧胧的,我们必须建立在理性思维的框架下,我们现实也丰富化了。 我们笼统地说改革,你说改革一个房地产不知道有多少人反对,这个不是一改就灵,而且不是那么简单了。所以,我们需要在学科建设中有很多的,包括田国强教授一直拉扯着我们做机制设计,为什么呢?你现在的大量的改革是公共服务的改革,简而言之你用一个市场价格是很难定价的,你可能要设计一套机制使分配是公平的。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在理论研究上的最重要的一系列贡献。 最后,一分钟时间我用最后一个总结,现在我们中国成为了经济增长的第二大国,我们现在也确实有资格向世界提供新的智慧,但是我们也要认真地反思我们自身的毛病和学科建设问题,使得创新引领成为中国发展的主流。谢谢。[详情]

金百利在线手机版财经其他 | 2018年06月30日 15:49
杨瑞龙谈改革:不引入市场想调结构很困难
杨瑞龙谈改革:不引入市场想调结构很困难

  金百利在线手机版财经讯 “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2018)”高峰论坛于6月30日在北京香山举行,中国人民大学学术期刊社社长杨瑞龙出席并演讲。  杨瑞龙指出,在发展过程中我们已经认识到,经济增速放缓是一种必然现象,符合经济增长的一般规律。但是增速放缓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经济增速虽然下降,但是人均产出还是可以持续增长,从而使一些国家从低收入走向高收入。另一种是有些国家经济下降以后,人均经济增长率在0附近徘徊,经济增长维持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进入一个增长陷阱。 中国目前面对的一个难题是,怎么样实现增长模式转换,怎么实现新旧增长动能转换。杨瑞龙认为,必须要以改革为突破口来培育和激发经济新动能,“中国还可以维持二三十年的增长。”这样一些动能怎么激发出来?他认为很重要的是改革。 杨瑞龙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要改革,调结构,经济结构背后是利益结构,利益结构背后是体制结构,体制结构背后是发展模式,在市场化不充分的情况下,调结构一定是按下葫芦浮起瓢,调结构调不动,“不引入市场想调结构很困难。” 谈到改革,杨瑞龙称,“大家都明白,在中国真正反对改革的没多少,大家都想改革,”但是为什么好多文件落不了地呢?主要是改革的动力机制。混改现在搞了两年多了混了,但是没改。主要是动力缺失,杨瑞龙表示,“要让改革者有好报,不能让改革者承担很大的风险。”[详情]

金百利在线手机版财经其他 | 2018年06月30日 15:31
杨春学:有利益集团力图架空农民集体拥有土地的权利
杨春学:有利益集团力图架空农民集体拥有土地的权利

  金百利在线手机版财经讯 “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2018)”高峰论坛于6月30日在北京香山举行,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杨春学出席并演讲。 大家一直在呼吁土地要素要市场化,土地要素要市场化主要说的是非农用土地,为什么非农用土地没有办法市场化?杨春学认为,是因为这里面围绕着土地有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力图架空农民作为集体拥有的土地的所有权。 他进一步解释,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所谓农村集体所有制产权不清晰的名义进行的各类改革,使得本清晰的集体土地产权模糊化,甚至有些政府官员声称农村土地是国有的,以至于某些地区的农民也认为土地是国家的。 杨春学:“我说这个是有根据的,地方政府想从非农业土地里面赚到钱,土地是国有的政府想拿走就拿走,想征用就征用不用跟我们商量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处于随时都可能被政府剥夺的阴影之中。” 以下为演讲摘编: 杨春学:我们改革过程中留下了很多理论问题,这些理论问题得不到解决我们所有制的改革是不可能进一步深入下去的。时间原因讲三个问题。 第一,农村土地所有制问题。在理论上,公有制有两种具有实质性差异的基本形态。我把它称为积极的形态和消极的形态。在前一种形态中,对生产资料每个人以成员的资格拥有一个明确的份额,实质上是“联合的共同所有制”,在后一种形态中,每个人似乎都可以平等地利用但没有任何一个人拥有其中任何一部分。 实践当中对应的有两个,一个农村土地所有制属于前一种公有制形态,实现了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国有企业属于后一种公有制形态,生产者跟生产资料处于分离状态的。 农村的土地制度,大家一直在呼吁土地要素要市场化,实际上大伙儿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主要说的是非农用土地。为什么非农用土地没有办法实行市场化?这里面围绕着土地有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力图架空农民作为集体拥有的土地所有权。 农村土地制度的混乱,这样一种混乱状态是在非农用土地表现的最为典型。2006年公布的数据,有一年我们国家上访案例400多万,其中跟土地有关的是380多万,相当于每天将近一万,不仅仅农用土地,包括城市改造。怎么会变成这样?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所谓农村集体所有制产权不清晰的名义进行的各类改革,使得本清晰的集体土地产权模糊化,甚至有些政府官员声称农村土地是国有的,以至于某些地区的农民也认为土地是国家的。我说这个是有根据的,土地是国有的政府想拿走就拿走,想征用就征用不用跟我们商量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处于随时都可能被政府剥夺的阴影之中。地方政府想从非农业土地里面赚到钱。 农民土地集体所有制产权不清晰这是胡说八道,农村里问问农民,清楚得很,我这个村子跟你这个村子哪条线,你的村子敢占用我们的土地那是要打架的。承包以后从哪儿到哪你们家的一清二楚。就是政府要征用搅和不清楚了,产权不清楚是政府想从农民的土地上获得收益,水是很清的,搅浑了,不清,改。 第二,国有制问题,国有制是一种消极的公有制形态。国家所有制是公有制的低级形态。前南斯拉夫经济学家早就指出了这种消极的公有制的实质。我们公有制是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直接相结合焕发出伟大的生产力。实质是什么?他说当时国有企业什么状态?劳动者仍然与生产资料处于分离的状态,没有获得对生产资料直接管理权。这一矛盾带来的消极后果是,一方面直接生产者实际是国家的归恿劳动者,因而无法调动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另一方面也会造成国家机关与人民群众的脱离,产生官僚主义。南斯拉夫经济学家卡德尔。 我们国有企业也是这样。我们国有企业改老半天改动了吗?放权,承包制,股份制,现在到管资产,用现代体制,现代体制什么含义?股份制就是股份制,用股份制改造现代企业,非要用现代体制。 国有企业要改你要怎么来看,国有企业里我们要从什么角度思考它,以所谓的“混合所有制”名义进行的改革能否摆脱这种困境,为什么我们需要“国有制”这种低级的公有制形态?有三种视角,一种基于意识形态的所有制理论,公有制是我们社会主义的性质,必须的。另外,基于市场失灵的所有制理论,公共物品,自然垄断产业里让竞争性市场经营,它的价格会高于均优价格,产量低于均优产量。另外,基于产权和契约理论的所有制理论,哈特说国有企业还是有必要的,他主要按照法国国有企业研究的,法国的国有企业效率很好的,创新能力也很强。 第三,非公有制的性质问题。现在我们回避“私有制经济”这样的概念,这很麻烦在哪儿?你既不是公有制,又不是私有制,是什么东西?这不是一个纯理论问题,名不正言不顺,言不顺口至而实不惠。大力发展,支持非公有经济的发展,发展半天和我不是一条心的。国家经济学界很有智慧,非公有制经济虽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但并不属于社会主义经济,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一回事儿。这是一种声音。 另外一种声音,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非公有制也属于社会主义经济,它是在公有制阳光的普照之下,公有制的性质还私什么私?普照之下,还引用马克思的普照之光,意态之光是普照之光。 我们说经济支持两种,公有制、非公有制共同发展,后来非要以这种方式思考,非公有制经济效率方面大于公有制经济,总有一天我也会压倒的优势80%,你20%,你说清楚吗?国进民退,只要你这个问题说不清楚是不可避免的,国进民退对中国改革的阻碍很大的。 说一个简单的结束语,就我个人来看,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空间主要既得利益集团不想放弃从农村土地获得利益的渠道。国有企业改革之所以一直处于困境中,私有制一直处于名不正言不顺的状态,主要是因为我们把所有制适用于一个社会性质的最根本因素。 说这句话的含义,非要把所有制的改革,意识形态角度我们思考所有制的改革问题,我们所有制的改革会永远处于在意识形态阴影中蹒跚而行。[详情]

金百利在线手机版财经其他 | 2018年06月30日 15:08
张连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路径与风险
张连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路径与风险

  金百利在线手机版财经讯 “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2018)”高峰论坛于6月30日在北京香山举行,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张连城出席并演讲,他主要谈到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路径与风险。 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包括构建市场经济所必须的民主、自由和法治的环境,这是保证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必要条件。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正确处理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方向是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的发挥政府作用。 但张连城指出,至今为止,我们依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使市场发挥决定作用的具体改革措施出台。“可以想像,以市场化为趋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目前已经进入深水区,举步维艰,难度很大。” 李克强总理很感叹地说,改革之难,就在于它触动了某些阶层的利益,而触动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 不改革是有风险的,改革也是有风险的。张连城指出,最近许多学者都认为政府最近这些年更加主导经济运行,并且对市场和企业的干预程度越来越大,集权程度越来越高,行业垄断,排斥竞争的趋势不断强大,国企称雄称霸愈演愈烈,从金融信贷、非非公市场准入、去产能等方面挤压歧视并没有减少,以及国进民退等等,都意味着我们的改革似乎并不是沿着市场化的趋向发展。 张连城称,以“三去一降一补”为具体形式的所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质上是属于过去八字方针里调整的内容,正如高培勇讲到的,供给侧要想真正改革必须触及到体制层面,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应该使所有企业在市场经济框架下充满活力。 那么经济体制改革究竟怎么改,改不改又取决于什么呢?他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存在着风险,在于进入新常态以后无法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直接原因是不能实现经济转型,不能实现经济转型的根本原因是不能继续推进以市场化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马克思指出,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规律的要求,张连城表示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详情]

金百利在线手机版财经其他 | 2018年06月30日 14:45
常欣:把国企改革作为结构性去杠杆的关键
常欣:把国企改革作为结构性去杠杆的关键

  金百利在线手机版财经讯 “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2018)”高峰论坛于6月30日在北京香山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室主任常欣出席并演讲。 其表示要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结构性去杠杆的关键,目前来讲,从不同所有制的资产负债率来看,国有企业的负债率仍然远远高于民营企业和其他所有制类型。现在民营企业它的杠杆周期已经经历了一个完整的杠杆周期,但是国有企业还没有一个像样的去杠杆的过程。“所以,未来要去杠杆可能主体还落在国有企业上,当然更多的是从效率改进的角度来说。” 常欣进一步指出,核心要化解国有企业去杠杆问题,最终的特别重要的还是要关闭所谓的僵尸企业,重新资产配置,通过效率改进和企业资产负债表的改善来降低企业高的资产负债率。[详情]

陈乐一:减轻劳动力成本上升对物价波动的影响
陈乐一:减轻劳动力成本上升对物价波动的影响

  金百利在线手机版财经讯 “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2018)”高峰论坛于6月30日在北京香山举行,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教授陈乐一出席并演讲。 其表示改革开放以来历次物价波动的启示,物价波动中的公众预期因素不断增加。 对此,要提高劳动生产率与优化企业成本结构并进,减轻劳动力成本上升对物价波动的影响。加强冻胀预期管理,形成理性和稳定的预期,运用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地方价格监管水平与预警能力。 陈乐一介绍,在“物价云”方面,需进一步推动物价大数据的开放共享,完善互联网+物价监测预警体系。加强对国际商品市场价格监测。深化国内价格体制机制改革,稳步放开国内市场价格,完善市场供需决定的价格形成机制,加强全方位的价格联动监管。实行结构性的价格运行调节,确保价格平稳运行。[详情]

河北社科院副院长:低水平行业请转到雄安以外的地区
河北社科院副院长:低水平行业请转到雄安以外的地区

  金百利在线手机版财经讯 “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2018)”高峰论坛于6月30日在北京香山举行,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彭建强出席并演讲,主题为雄安新区与京津冀协同发展。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核心内容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彭建强强调,“这两句话要变成一句,缺一不可,不能光关注前面的不管后面。” 雄安新区的定位,一方面首先是北京非首都功能集中疏解的承载地,同时雄安新区的定位非常高,是一个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 彭建强表示,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雄安一方面是承接地,另一方面,它有自己非常高端的高质量高水平现代化城市的要求。“不是北京转移什么雄安就承接什么,雄安只能承接符合雄安定位的,符合雄安发展需要的这些东西。”例如高校、科研单位、企业总部、金融机构,还有一部分事业单位,“北京得转出一些高水平的东西,低的转到雄安以外的地区去。” 彭建强认为,雄安新区有引领和示范的意义,它不只是一个高端的先进的现代化城市的物质基础示范,更是能带动区域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政策创新的示范。“从这个意义上说,雄安新区才是不同于以往的新区,才是践行新发展理念的新的新区。”[详情]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李建伟:居民智商普遍呈正态分布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李建伟:居民智商普遍呈正态分布

  金百利在线手机版财经讯 “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2018)”高峰论坛于6月30日在北京香山举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副部长李建伟出席并演讲。 其表示居民智商普遍呈正态分布,智商分布是正态分布的情况下,人力资本假设单位智商在单位时间获得的学习能够是一样的,每个人的人力资本拥有的水平就取决于你智商的差距,它本身肯定也是服从正态分布的。 人力资本或者智商差距造成你收入差距是有极限的,不可能无限扩大。但现在为什么现在有穷的人越穷、富的人越富?李建伟认为,很重要的是来自于财产性收入,他提出,可通过征收遗产税等方式缩小贫富差距。 以下为演讲摘编: 李建伟:我想讲一下收入分配里居民的收入分布,是不是正态分布或者为什么是正态分布,如果正态分布的话,后面居民收入差距到底是怎么演变的,有没有规律性的东西。比如1955年库兹捏茨的倒U理论成立不成立。中国居民的收入分布的分布特征到底是不是一个正态分布,做一下估计,最后提点政策建议。 我所有关于收入分配的研究都建立在一个前提下就是它的分布肯定是一个正态分布,很多次有学者给我提出质疑收入分布是正态分布这个说法,说听说过收入分布的二八定律,20%的人拿了80%的收入,没有听说收入分布是正态,其实这是两个概念,所谓的二八定律是财富规模在人群中的分布,我们这里研究收入分布的正态特点是人群在不同收入水平上人群的分布是什么样的形态。 为什么说收入分布是一种正态分布,想来想去想到了智商,这篇文章在《改革》发了,国内外的学者研究都表明居民的智商分布是一个正态分布,美国学者研究非常有名,这些人研究完了以后据说走到大街上被人打,为什么你是聪明人,我们的孩子就是笨蛋。但是他的研究还是有道理的,国内很多学者研究也是这样,智商分布基本是正态分布的。 欧洲学者研究各个国家之间智商也是有明显差别的,解释为什么各个国家都在改革,中国能够成功,因为中国人的智商水平平均水平在全球是很高的,中国人聪明。都是用智商分布来解决经济增长的问题。 关于智商影响因素美国学者市教育可以给许多人赋能,但是无法把一个笨人变聪明,比如智商100的人经过严格训练以后和一个高智商的人他的工作能力可能比高智商的人要好,但是这个聪明的人他后面一旦有了机会以后肯定会后来居上。我们国内很多的实证研究也证明父母的职业,父母的文化程度对小孩学习成绩各方面都有影响,但是我觉得这一块跟美国学者研究的结论差不多的,因为文化水平高的父母一般来说也是聪明的父母。所以,他就把高智商这个因素遗传给了孩子。另外,他可以提前开发小孩的智商,让他掌握更多的东西,然后学习考试过程中可能比别的孩子成绩更好一些,但是这并不能否定智商分布不是一个正态分布或者智商本身是不是先天的。我认为智商先天性这一块还是有道理的。 智商分布是正态分布的情况下,人力资本假设单位智商在单位时间获得的学习能够是一样的,每个人的人力资本拥有的水平就取决于你智商的差距,它本身肯定也是服从正态分布的。你学习条件不一样,比如说你把学习资源更多的给了聪明的孩子,改革开放初期聪明的人可以获得更多的学习资源,这种情况下人力资本的分布肯定也是一个正态分布。至于说如果人力资本的边际都是收益不变,你转移越多,人力资本的差距会越大。如果人力资本都是收益边际收益是递减的,你转移它有一个极限,转移到一定程度达到最大值以后再过度转移整个社会的人力资本水平会下降,而差距还会进一步扩大。所以,把结论告诉大家。 无论怎么说,智商是服从正态分布的情况下,整个社会人力资本的分布肯定也是一种正态分布。而这种学习资源的调整它会改变整个社会人力资本总的水平,在人力资本投资收益递减的情况下,你的转移有一个最高值,它不可能是无限扩大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给论。 从人力资本我们再延续到居民收入,居民收入这块我把它分成三部分。第一,工资性收入、你拥有多少人力资本能获取的报酬。第二块是财产性收入,第三块是转移支付。这是我们平常分析收入来源四部分,我们把前两部分归结为人力资本带来的收入,后两部分是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支付。在智商和人力资本均服从正态分布的情况下,人力资本的收入也必然是一个正态分布。需要强调的,既然人力资本投资边际收益基本是呈递减的,也就是你给他的时间越多,他边际收益会不断下降,你调整这个学习资源前期可能会增加整个社会的人力资本收入的平均水平,但是它有一个极值,过了这个极值以后他就会继续改变,就会造成教育资源的浪费。反过来大家把更多的学习机会给低智商的人,这时他的提升水平也有一个极值。高智商和低智商群体之间收入水平的差距缩小也有一个极值,达到这个极值你进一步转移它就不会进一步缩小了,可能会扩大了。这是关于人力资本收入分布。第一,它是服从正态分布的,第二你调整学习教育资源优极限,并不是无限扩大的。 工业化过程中人力资本、收入差距到底是不是呈倒U型的?通过这个理论就可以很好地做出解释。比如早期我们整个教育资源是有限的,大家都讲机会平等,通过你个人的能力获取学习机会,这时聪明人肯定会获得更多的教育机会,也就是获取更多的教育资源,这个时候把有限的教育资源转移到高智商群体整个社会的水平会提升,同时整个社会收入水平也会提升。但是它有一个极限,不会无限提升,达到一定程度以后就会往下走。 工业化后期收入水平都提高了,这个时候低智商的人也能获取更多的教育资源,慢慢的大学教育普惠以后,这时由教育学习条件造成的收入差距或者人力资本差距就会不断缩小,慢慢回到平均智商的相对差距。这个时候由智商差距引致的人力资本收入差距也会进入一个缩小的过程。前面扩大,后面缩小,到一定程度达到一个极值,这就是倒U理论从这个角度来说是有根据的。 第二,穷的人越穷,富的人越富,人力资本或者智商差距造成你收入差距是有极限的,不可能无限扩大。为什么在现实社会中还有一个收入差距无限扩大的可能呢?很重要的是来自于财产性收入。我们分析时分成两部分,一个是你前一代的资产,另外是你个人通过储蓄的资产,通过迭代以后最后形成几何级数的发展态势。也就是在你前代前辈资产也是正态分布的情况下,我们称为“原始资产”,原始资产形成的增值资产也服从正态分布,但是它的绝对差距随着时间推移会呈几何级数扩大。由你个人人力资本收入形成的收入差距本身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会呈几何级数扩大的态势。所以,我们收入差距在缩小,但是财富差距却在扩大,为什么?很重要的原因就在这儿。 第三部分转移性收入,包括我们中心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都说现在是反向转移,其实理解是错误的,为什么?因为任何国家社保,转移性支付都是跟你的财产收入,跟你人力资本收入挂钩的,你收入水平越高最后你拿到的养老金可能越高,为了鼓励大家参保。但是大家都知道你收入水平越高交的费也越高,你拿到的肯定比高收入人群交的要少,虽然高收入群体的保障水平比低收入群体要高,但是从整个转移支付的过程来说,他并没有因为转移支付制度造成这种收入差距的扩大,而是相对转移支付之前你转移支付之后你的收入差距还是缩小的。所以,逆向转移支付的提法一定要慎重。 做了很多理论分析,肯定得找点证据,找证据比较困难,我们的统计数据不太支撑,我就选了各省市居民收入数据。 2016年31个省市自治区可支配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支付净收入。它基本上都是同向波动的,也就是它是高度相关的,你的人力资本收入高,你的财产性收入也会高,你的转移支付净收入也会相对较高。当然,在论文中我也做了一些相关性分析,他们是高度相关的,后面人口占比很重要的是为了把正态分布的函数求出来。 针对所谓逆向转移支付的问题,总的来说低收入到高收入转移支付净收入占比总的来说是一个下降的趋势,收入水平越低的,你的转移支付占你收入的比重越高,到后面高收入相对就下降,这就是转移支付制度对缩小居民收入差距起作用的。相关关系说明以后,它服从正态分布你得把分布函数求出来,我也拿出图花了很多工夫,函数就是一个正态分布函数,你怎么把它拿出来,做很多工作。 人力资本收入红线是实际分布,蓝线是我们估计的正态分布函数给它做的模拟估计,基本上方向还是差不多的,财产性收入分布也差不多,高度相关。还有一个是各个省的转移性净收入分布,它本身也是一个正态分布,无论是你的实际分布,还是正态函数做出来的都一样。 做这些东西到底想干啥?几个正态分布的线性组合永远都符合正态分布,合在一块同样也是一个正态分布。分析半天分析这个东西干嘛?一个为了我们做收入分配跟经济增长的关系提供一个理论基础,另外一块对下一步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也要提供一个最小的基础。既然收入分布是正态分布,发展过程中你由人力资本造成的收入差距是有规律的,是一个倒U型的,财产性收入虽然是正态分布,随着时间的发展有可能会成为你收入差距继续扩大的一个很重要的来源,我们设计收入分配制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两点,里面有很多小的,至少这两点,第一要正确认识普通发展阶段居民收入差距演变的特点,以及存在差距的客观必要性,要保护不同要素在不同时期的合法收入。所以,沈越教授说的收入不平等的问题是不可逾越的一个问题,因为大家的智商不一样。 第二,我们现阶段必须要高度重视居民财产,以及财产性收入差距对未来收入差距的影响。为什么要提这个问题?因为本来做这篇东西想再写一篇,这是一个普通的现象,全球基尼系数在下降,但是收入两极分化在扩大,财富两极分化也在扩大,中国也一样。2007年以后我们基尼系数在下降,总体上收入比例也在下降,但是我们收入两极分化的问题没有相应的下降。现在2016年差不多1%的高收入人群占整个收入的10%,和底下50%的比重,2014年以来就没动。另外,我们财富差距,居民财富基尼系数现在上涨扩大很快,下一步按照它呈几何级数发展,如果我们不采取相应的措施,比如征求遗产税,下一步这一块就会成为我们收入差距,包括基尼系数进一步上升的重要来源。这两点在大家研究收入分配制度的时候一定要高度关注。 我演讲到此结束,谢谢大家![详情]

沈越:改革开放40年赋予了中国人四大自由
沈越:改革开放40年赋予了中国人四大自由

  金百利在线手机版财经讯 “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2018)”高峰论坛于6月30日在北京香山举行,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沈越出席并演讲。 其表示40年来,中国经济增长进入快车道,其要旨在于赋予了中国人独立自由、平等的市民地位,解放了最有活力的劳动生产要素。一方面改革开放将人们从各式各样的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成为经济上独立自由的个体,中国人从此告别了数千年来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前市民社会,向自由人联合体迈出了关键的一大步。沈越概括为四大自由: 第一,交易自由,放开价格的基础上形成了自由交易,不仅解决了计划体制下短缺的顽症,更重要的是它使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得以发挥。 第二,择业自由,改变了由政府安排够也的计划体制的做法,不仅解决了城市居民就业难的问题,而且在过去40年中吸纳了数以亿计的农村生育劳动力,使他们从劳动生产率低下的农业转向了生产率更高的红色服务业。 第三,经营自由,改变了过去只有国家才能创办企业的历史。所有人都有权创业创新,进而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形成了公有制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格局。经营自由同时为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的成长提供了生成和发展的环境,一批批勇于进取,善于开拓的企业家阶层前仆後继,不断引领中国经济的发展壮大。“我们可以讲,如果没有经营自由这一条,就不可能有任正非,也不可能有马化腾和马云。” 第四,迁徙和居留自由,使劳动力资源在全国范围内,乃至全球范围内配置,从农村到城市,从低收益的农业专项收益更高的工业、服务业,对于了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 沈越指出,按照马克思的市民经济社会理论,任何限制个人迁徙和居住自由的做法都是倒退。“经济学家在这个问题上有个共识,政府是应该为人们追求美好生活服务的,你怎么能剥夺老百姓选择居住的自由权呢?”[详情]

张晓晶:高质量发展不存在完美的参照系
张晓晶:高质量发展不存在完美的参照系

  金百利在线手机版财经讯 “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2018)”高峰论坛于6月30日在北京香山举行,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张晓晶出席并演讲。 他提到了高质量发展的一些特征,第一点,发展才是硬道理。第二,高质量发展这是中央界定的,质量、效益、动力三个方面的变革。第三,全面、协调、可持续。 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张晓晶指出, 以前市场化改革也好,包括宏观体制改革,我们要学西方发达经济体,但他认为,“高质量发展不存在完美的参照系。”各个发达国家有自己的优势,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美国经济有活力,但是贫富差距太大。欧洲社会福利好,相对公平,绿色发展也不错,但劳动力市场僵化,社保不行……没有一个国家能成为我们完美的可以参照的样本,我们要按自己来。 张晓晶认为,高质量发展需要的高质量政府推进政府自身的改革。我们需要在全能政府和小政府中找到一种平衡。如果我们没有好的国家能力,我们什么事儿有干不了;但是如果国家能力很强,在这个时候目标设定不当,也可能存在问题;同时,如果我们这样的国家能力缺乏约束的话,政府这个手哪儿都要伸到的话,实际上会带来更大的问题。[详情]

张平:中国经济理论越来越丰富 越来越规范化
张平:中国经济理论越来越丰富 越来越规范化

  金百利在线手机版财经讯 “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2018)”高峰论坛于6月30日在北京香山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平出席并演讲。 以下为演讲摘编: 张平:大家下午好!今天以经济研究作为一个知识图谱解析一下中国的经济理论。大家都爱讲改革,但是传统体制就建了20年,我们今年是纪念改革开放40年。所以,改革确实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意思。它需要一整套有关改革的理论进行建构。要不然建了20年,改了40年还老说改传统体制,有点过分。 所以,真正的改革到今天不仅仅要改革传统体制遗留下来的所谓的所有制问题,政府过度干预问题,也要改革大量的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利益形成的一些固有的利益机制,比如我们依靠地方政府进行了GDP改造,但是同样也使得政府干预经济过程中自身已经成为了一个寻租者。所以,这些行为都是我们要改革的新的内容,而不仅仅是一个传统体制。我们理论建构来看中国的情况,中国经济增长奇迹不讲了,整个增长奇迹使得我们腰杆很硬,人家说你们一直在改革,一直在前进,但是其实我们改革的背后是一整套理论知识图谱在支撑着我们,并不是简简单单地说我们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过程。 我们的知识图谱不想给大家讲的那么复杂,早期肯定是从最传统的一些理论入手,比如这时候我们就能看出来有大量的大家在“本本主义”之争,就是我们怎么引经据典批判原来的引经据典,这是我们的第一步。我们通过新的引经据典,结合中国的国情批判传统的引经据典,完成了我们对资本论,对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次活用,也是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实践相结合。这是第一步。 但是这一步最大的推动除了形势以外,我想最重要的一个推动是调查和实证的清晰,过去中国的研究全是形式主义到形式主义,然后在80年代开始,包括杜润生的农村发展组开始进农村调研,写调研报告,最早改革发展组体改所,早期改革的这些研究机构,经济所也好,大量的人都走到了田间地头进行研究。 在我们能看到最重要的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的所谓改革战略之争,这就是所谓的三大体系之争,两条线之争也好,还是所有制中心整体改革,但这时候其实是一个建立市场体系和一个中国理论逐步形成规范的时代开始了,这个重要的东西大家都知道是巴山轮会议,首先是东欧的市场化改革的特征,和国际的西方宏观管理的经验引进,这两个结合才是后面的改革战略大讨论的基础,这个是我们想给大家分享的一个,特别是宏观调整和宏观经济理论经过1988年价格闯关以后这个理论大家发现宏观定价对整个微观基础的促进非常重要。 我举一个例子,这也是我们今天给大家讲的一个我们用关健词一看1987年整个宏观经济研究也开始进入了新范式,连经济研究的栏目也在1987年后开始正式用“宏观经济”这个词,原来我们叫“国民经济综合平衡”,讲的是计划的概念。宏观经济第一次在关键词中开始我们引入了,大家看总供给和总需求,不要简单地看,原来我们的宏观经济理论研究叫循环论,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四个环节,供求关系的引入是真正的宏观范式的引入,而从这时候的引入到我们真正的建立宏观范式,已经又花去了很多年,我们经过了90年代开始的宏观范式引入使得我们大量的领导者和学者都心里已经非常的明确了一些他思维上的宏观概念,这时候才真正的启动了所谓的我们宏观体制的建立。 刚才大家讲了很多所有制,我在这里略微给大家详述一下中国是什么样的宏观管理理论和体制,在什么时期建立的,到现在我们应该干点什么。 中国的宏观体制非常有意思,是1994年、1995年彻底奠定的中国现代的整个宏观管理体制,这“现代”包含了两个含义,第一是跟国际接轨的现代宏观管理体制,第二是现在还在用的这个宏观管理体制。这个宏观经济理论非常有意思,大家老说很多人比较优势理论等等,很少人关注过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宏观定价对比较优势的伟大的贡献,没有宏观定价做不到比较优势。 大家知道中国有一个很绝的年叫1995年,在这年以前中国全是贸易逆差,在这之后中国全是贸易顺差到现在,这一年干了什么?就干了一件事情,干的事情就是人民币汇率并轨,从4.26并轨到1:8.3,大概4.7,并轨到8.3。这一次并轨相当于我们一次大的宏观定价的变革。所以,在之前我们也好好地有竞争力,但是在之后我们就有顺差了。所以,不能说全部靠微观改革,也要看到宏观改革的根本。 1995年我们启动了商业银行法,我们才从过去银行印票子我们都是贷款比存款多的时代开始转入了以存款为基础的贷款,我们滥发货币这件事儿到1994年结束了,而後我们是什么呢?通过外汇占款进行货币发行,我们2013年货币占款占整个央行资产表的83%。所以,人民币一直过度超发,其实这是不严肃的一个论题,其实中国是基于非常强大的中国从无价变有价的劳动力,无价变有价的土地市场的货币化过程进行的国际交换而创造了货币。还不是简简单单国内无价变有价,而是我们通过国内的无价变有价,这个价还是国际交换。 过去农村劳动力叫剩余劳动力,住家里还得吃饭,不但不挣钱还得消耗粮食,现在变成了工厂的工人,而且他的产品能出口,这个价格滚动。所以,我们能看到1994年开始我们的汇率改革了,我们的银行的发钞方式做了重大的改革,然后其他四大银行工农中建原来就叫四大出纳,你一听就知道农业的出纳找谁,现在变成商业银行法运转,我们的财政体制也是在同期进行了所谓的分税制改革,以我们增值税,而且就是以工业增值税为基础进行征收,直至去年我们把第三产业的增值税并在了一起,这样我们才形成所谓的财政框架。 所以,大家要记住我们整个宏观管理框架是1994、1995年基于中国工业化快速增长时代创立的,但是现在我们2019的年城市化率达到60%以后,我们这套的基于工业化的宏观管理框架是否应该变革,税收是不是应该从间接税向直接税改革,整个金融体系是不是还是应该以银行为基准的服务工业化还是转向更为不一样的东西,而我们的货币发行也很明显,外汇占款不断下降,我们货币发不出去了。所以,这套体制都是面临着我们的改革。所以,我们的理论一定要走在前面。 刚才说整个宏观理论1987年开始,到1994、1995年,因为社会都理解了这套汇率、供求关系、财政问题、税收,这个改革才开始。所以,理论的探索一定是超前于实践的。这点希望大家有所认识。现实问题成为了很多的焦点问题,确实很重要。这些都是我们可以给大家的一些分类,这时候宏观研究非常重视。 社会主义市场体制是我们进一步的大的发展过程,也是中国赶超,中国从这一时期,1999年到2012年中国另一个学问词崛起,也是我们课题前途就此而崛起这就是“经济增长”,过去我们叫“经济发展”,大家知道“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概念按卢卡斯的名言经济发展能说得清的部分的就是经济增长,说的清的部分可以科学化、理论化,中国经济越来越从朦胧性的发展,各方面率先逐步纳入了整个基于经济增长核算框架的这么一套理论,从而也奠定了中国现在都用TFP,TFP写到了党中央的文件中。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看到的。这时我们发现我们的学科,经济增长、货币政策、公司治理、人力资本成为主线,特别是我们能看到金融经济学也在这方面快速发展。 所以,中国其实现在我想跟大家讲的,我们的理论不但是越来越丰富化,我们的理论也越来越规范化了,我们的词语定义不是朦朦胧胧的,我们必须建立在理性思维的框架下,我们现实也丰富化了。 我们笼统地说改革,你说改革一个房地产不知道有多少人反对,这个不是一改就灵,而且不是那么简单了。所以,我们需要在学科建设中有很多的,包括田国强教授一直拉扯着我们做机制设计,为什么呢?你现在的大量的改革是公共服务的改革,简而言之你用一个市场价格是很难定价的,你可能要设计一套机制使分配是公平的。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在理论研究上的最重要的一系列贡献。 最后,一分钟时间我用最后一个总结,现在我们中国成为了经济增长的第二大国,我们现在也确实有资格向世界提供新的智慧,但是我们也要认真地反思我们自身的毛病和学科建设问题,使得创新引领成为中国发展的主流。谢谢。[详情]

杨瑞龙谈改革:不引入市场想调结构很困难
杨瑞龙谈改革:不引入市场想调结构很困难

  金百利在线手机版财经讯 “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2018)”高峰论坛于6月30日在北京香山举行,中国人民大学学术期刊社社长杨瑞龙出席并演讲。  杨瑞龙指出,在发展过程中我们已经认识到,经济增速放缓是一种必然现象,符合经济增长的一般规律。但是增速放缓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经济增速虽然下降,但是人均产出还是可以持续增长,从而使一些国家从低收入走向高收入。另一种是有些国家经济下降以后,人均经济增长率在0附近徘徊,经济增长维持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进入一个增长陷阱。 中国目前面对的一个难题是,怎么样实现增长模式转换,怎么实现新旧增长动能转换。杨瑞龙认为,必须要以改革为突破口来培育和激发经济新动能,“中国还可以维持二三十年的增长。”这样一些动能怎么激发出来?他认为很重要的是改革。 杨瑞龙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要改革,调结构,经济结构背后是利益结构,利益结构背后是体制结构,体制结构背后是发展模式,在市场化不充分的情况下,调结构一定是按下葫芦浮起瓢,调结构调不动,“不引入市场想调结构很困难。” 谈到改革,杨瑞龙称,“大家都明白,在中国真正反对改革的没多少,大家都想改革,”但是为什么好多文件落不了地呢?主要是改革的动力机制。混改现在搞了两年多了混了,但是没改。主要是动力缺失,杨瑞龙表示,“要让改革者有好报,不能让改革者承担很大的风险。”[详情]

杨春学:有利益集团力图架空农民集体拥有土地的权利
杨春学:有利益集团力图架空农民集体拥有土地的权利

  金百利在线手机版财经讯 “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2018)”高峰论坛于6月30日在北京香山举行,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杨春学出席并演讲。 大家一直在呼吁土地要素要市场化,土地要素要市场化主要说的是非农用土地,为什么非农用土地没有办法市场化?杨春学认为,是因为这里面围绕着土地有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力图架空农民作为集体拥有的土地的所有权。 他进一步解释,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所谓农村集体所有制产权不清晰的名义进行的各类改革,使得本清晰的集体土地产权模糊化,甚至有些政府官员声称农村土地是国有的,以至于某些地区的农民也认为土地是国家的。 杨春学:“我说这个是有根据的,地方政府想从非农业土地里面赚到钱,土地是国有的政府想拿走就拿走,想征用就征用不用跟我们商量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处于随时都可能被政府剥夺的阴影之中。” 以下为演讲摘编: 杨春学:我们改革过程中留下了很多理论问题,这些理论问题得不到解决我们所有制的改革是不可能进一步深入下去的。时间原因讲三个问题。 第一,农村土地所有制问题。在理论上,公有制有两种具有实质性差异的基本形态。我把它称为积极的形态和消极的形态。在前一种形态中,对生产资料每个人以成员的资格拥有一个明确的份额,实质上是“联合的共同所有制”,在后一种形态中,每个人似乎都可以平等地利用但没有任何一个人拥有其中任何一部分。 实践当中对应的有两个,一个农村土地所有制属于前一种公有制形态,实现了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国有企业属于后一种公有制形态,生产者跟生产资料处于分离状态的。 农村的土地制度,大家一直在呼吁土地要素要市场化,实际上大伙儿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主要说的是非农用土地。为什么非农用土地没有办法实行市场化?这里面围绕着土地有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力图架空农民作为集体拥有的土地所有权。 农村土地制度的混乱,这样一种混乱状态是在非农用土地表现的最为典型。2006年公布的数据,有一年我们国家上访案例400多万,其中跟土地有关的是380多万,相当于每天将近一万,不仅仅农用土地,包括城市改造。怎么会变成这样?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所谓农村集体所有制产权不清晰的名义进行的各类改革,使得本清晰的集体土地产权模糊化,甚至有些政府官员声称农村土地是国有的,以至于某些地区的农民也认为土地是国家的。我说这个是有根据的,土地是国有的政府想拿走就拿走,想征用就征用不用跟我们商量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处于随时都可能被政府剥夺的阴影之中。地方政府想从非农业土地里面赚到钱。 农民土地集体所有制产权不清晰这是胡说八道,农村里问问农民,清楚得很,我这个村子跟你这个村子哪条线,你的村子敢占用我们的土地那是要打架的。承包以后从哪儿到哪你们家的一清二楚。就是政府要征用搅和不清楚了,产权不清楚是政府想从农民的土地上获得收益,水是很清的,搅浑了,不清,改。 第二,国有制问题,国有制是一种消极的公有制形态。国家所有制是公有制的低级形态。前南斯拉夫经济学家早就指出了这种消极的公有制的实质。我们公有制是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直接相结合焕发出伟大的生产力。实质是什么?他说当时国有企业什么状态?劳动者仍然与生产资料处于分离的状态,没有获得对生产资料直接管理权。这一矛盾带来的消极后果是,一方面直接生产者实际是国家的归恿劳动者,因而无法调动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另一方面也会造成国家机关与人民群众的脱离,产生官僚主义。南斯拉夫经济学家卡德尔。 我们国有企业也是这样。我们国有企业改老半天改动了吗?放权,承包制,股份制,现在到管资产,用现代体制,现代体制什么含义?股份制就是股份制,用股份制改造现代企业,非要用现代体制。 国有企业要改你要怎么来看,国有企业里我们要从什么角度思考它,以所谓的“混合所有制”名义进行的改革能否摆脱这种困境,为什么我们需要“国有制”这种低级的公有制形态?有三种视角,一种基于意识形态的所有制理论,公有制是我们社会主义的性质,必须的。另外,基于市场失灵的所有制理论,公共物品,自然垄断产业里让竞争性市场经营,它的价格会高于均优价格,产量低于均优产量。另外,基于产权和契约理论的所有制理论,哈特说国有企业还是有必要的,他主要按照法国国有企业研究的,法国的国有企业效率很好的,创新能力也很强。 第三,非公有制的性质问题。现在我们回避“私有制经济”这样的概念,这很麻烦在哪儿?你既不是公有制,又不是私有制,是什么东西?这不是一个纯理论问题,名不正言不顺,言不顺口至而实不惠。大力发展,支持非公有经济的发展,发展半天和我不是一条心的。国家经济学界很有智慧,非公有制经济虽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但并不属于社会主义经济,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一回事儿。这是一种声音。 另外一种声音,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非公有制也属于社会主义经济,它是在公有制阳光的普照之下,公有制的性质还私什么私?普照之下,还引用马克思的普照之光,意态之光是普照之光。 我们说经济支持两种,公有制、非公有制共同发展,后来非要以这种方式思考,非公有制经济效率方面大于公有制经济,总有一天我也会压倒的优势80%,你20%,你说清楚吗?国进民退,只要你这个问题说不清楚是不可避免的,国进民退对中国改革的阻碍很大的。 说一个简单的结束语,就我个人来看,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空间主要既得利益集团不想放弃从农村土地获得利益的渠道。国有企业改革之所以一直处于困境中,私有制一直处于名不正言不顺的状态,主要是因为我们把所有制适用于一个社会性质的最根本因素。 说这句话的含义,非要把所有制的改革,意识形态角度我们思考所有制的改革问题,我们所有制的改革会永远处于在意识形态阴影中蹒跚而行。[详情]

张连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路径与风险
张连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路径与风险

  金百利在线手机版财经讯 “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2018)”高峰论坛于6月30日在北京香山举行,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张连城出席并演讲,他主要谈到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路径与风险。 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包括构建市场经济所必须的民主、自由和法治的环境,这是保证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必要条件。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正确处理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方向是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的发挥政府作用。 但张连城指出,至今为止,我们依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使市场发挥决定作用的具体改革措施出台。“可以想像,以市场化为趋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目前已经进入深水区,举步维艰,难度很大。” 李克强总理很感叹地说,改革之难,就在于它触动了某些阶层的利益,而触动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 不改革是有风险的,改革也是有风险的。张连城指出,最近许多学者都认为政府最近这些年更加主导经济运行,并且对市场和企业的干预程度越来越大,集权程度越来越高,行业垄断,排斥竞争的趋势不断强大,国企称雄称霸愈演愈烈,从金融信贷、非非公市场准入、去产能等方面挤压歧视并没有减少,以及国进民退等等,都意味着我们的改革似乎并不是沿着市场化的趋向发展。 张连城称,以“三去一降一补”为具体形式的所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质上是属于过去八字方针里调整的内容,正如高培勇讲到的,供给侧要想真正改革必须触及到体制层面,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应该使所有企业在市场经济框架下充满活力。 那么经济体制改革究竟怎么改,改不改又取决于什么呢?他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存在着风险,在于进入新常态以后无法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直接原因是不能实现经济转型,不能实现经济转型的根本原因是不能继续推进以市场化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马克思指出,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规律的要求,张连城表示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详情]

沈坤荣:以城市群经济推进高质量发展
沈坤荣:以城市群经济推进高质量发展

  金百利在线手机版财经讯 “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2018)”高峰论坛于6月30日在北京香山举行,南京大学商学院院长沈坤荣出席并演讲。 其表示以城市群经济推进高质量发展,最重要的有这三方面:一,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网络打破地理边界;二,以有效合作的新机制打破行政边界;三,以建立世界级人才集聚高地为核心,使得把世界级人才集聚高地作为城市群发展的第一方略,不但是人才引得进来,还要使人才使得上劲儿,更要使人才留得住。 以下为演讲摘编: 沈坤荣:城市群的崛起是经济增长进入新阶段的一个重要标志。通过对创新资源与全球市场进行有效的整合,世界级的城市群已经成为最具经济活力的地区,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格局是新发展理念的重要体现,也是空间布局优化和要素集聚作用将更加突出。 合力打造世界级城市群来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是提升我国区域竞争力的必然选择。所以,我们提出要以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网络打破地理边界,以有效合作新机制打破行政边界,加快各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推进世界级城市群建设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下面重点讲三个方面:城市群发展的宏观背景;城市群发展的国际参照;城市群发展的现实选择。 城市群发展的最突出的背景,上午各位专家都提到我国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新的时代发展的新的征程的主要特征就是高速度转向了高质量,而如何实现高质量需要从两个角度审视。 第一,长期来看,经济增长的潜在动力在哪里。从短期来看,经济运行的潜藏风险如何规避。所以,我们从城市群发展的宏观背景来看,需要三个方面,那就是适应新环境、拓展新空间、构筑新动力。适应新环境的重点在于处理好中美关系,尤其是全球价值链收缩、管控分歧的背景下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 第二拓展新空间,重点是坚持全球化道路共筑世界命运共同体,核心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但是一个前提条件是国内经济要稳健,国内市场要稳定。所以,进一步拓展开放的范围和层次,以高水平的开放来推动高质量发展。具体的就是拓展自贸区和自贸港的建设。 第三,构筑新动力,构筑新动力就要推进创新,最核心的是培育新一轮竞争中的产业制高点,核心动力就是要使得中国的创新不但是追随的,还要原始的。我要讲的是构筑新动力的另一个重点就是大幅度调整中国经济发展的空间布局,重点是建设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或者长三角一体化,京津冀,包括雄安新区,以城市群经济的高质量来推进中国经济发展的高质量。为此需要创新发展理念、思路和方法,由行政区经济向功能区经济转变,打破行政壁垒,发挥区域协同效应。第二是从同质竞争向协同发展转变,形成一个开放融合、协同发展的大生态系统。 中国经济增长已经从工业化主导转向城市化主导,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主要是构造化主导带来的,工业化是城市化的初级阶段,现有的城市化主导的阶段已经到了,城市化接替工业化将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的新的动能。未来经济增长将以城市为核心,经济增长是以人口增长、城市化同步进行的,它实际上是三位一体的态势,以美国和日本为例,大城市经济的密度是比较高的,经济产高的区域都集聚在城市群里,而城市规模越大,生产率越高,我们国际比较发现中国主要的都市圈人口和产出的占比较之发达国家还是比较低的。我们大城市集聚程度还比较低。从城市经济的密度看,每平方公里的产出,北上广深的经济密度两亿到三亿每平方公里,远远高于中国的其他地区,但是跟世界其他大都市比起来远远低于韩国的首尔、新加坡、中国香港、东京、纽约等等。上升的空间还是比较大的。 从理论上,从现代经济增长的来源来看,城市经济发展中的人力资本和创新,以及企业家精神。所以,地区之间的分工合贸易可以在一个大国内部获得巨大规模经济的红利。因此,需要通过城市(地区)间的资源再配置来充分利用大城市对于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从而提高国家竞争力。 但是在中国由于地方政府行为和地区之间的博弈,往往导致市场的分割,不利于地区之间资源配置效率和国家竞争力的提高。 地区之间为了本地区的经济增长,展开激烈的税收竞争,最近表现为土地出让金的竞争,环境污染,污染转移,金融资源获取,包括无节制的发放地方债等等。 这种竞争从一开始的较为正面的替代市场功能,逐渐转变为负面的作用。 地方政府对配置资源的干预在中国如果离开了这一个视角就不可能理解中国经济40年来的快速增长。地方政府负面的竞争行为造成行政边界的恶化,严重阻碍资源要素的自由流动,影响经济边界的有效扩展。 为了确保城市群战略的顺利落地,就需要妥善解决地域分割严重、城市职能定位不清晰,协同发展制度成本比较高这些困难。地方政府的过度竞争引起的劳动力、资本、土地、能源等要素的价格扭曲,加剧了资源错配,抑制企业进行自主创新、节能环保的动力。 行政边界固化进一步限制了要素的自由流动,阻碍经济边界的拓展,不利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这种过度竞争掩盖了很多真实的问题,通过低价的出来工业用地、税收优惠、信贷补贴、放松环境管制或者实际上的转移使得我们整个经济陷入了一些非常负面的东西。 这些还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加剧临近地区的环境福利绩效损失。这方面的研究这几年开拓了一个新的方向,污染治理和经济的可持续性,它跟经济潜在的动力释放是联系在一起的。我国也采取了很多措施,最近地方政府演变到全国政策的河长制、湖长制,我最近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就中国的河长制政策效应进行了评估,经济研究上也有这样的文章,环境污染的转移和产出之间的关系。 围绕这些问题,核心的问题就是怎么真正体现绿色发展的新发展理念。行政边际的固化限制了这些要素的流动,行政边际还阻碍了一些事情,所以,要协同治理。这是城市群经济里最重要的一个方面。 新增长理论和新经济地理理论将城市看作经济增长的引擎。 城市空间集聚促进要素的自由流动,使得市场边界不断扩大,有利于形成规模经济,有利于降低企业的生产和交易成本,还有利于劳动分工,这是正的外部性。 在这方面时间关系不展开讲,比如东京、纽约、旧金山三大可以参照的世界级城市群就是我们需要实现区域治理的协同效应上来做。 最近我研究长江经济带,国家也在做,怎么以绿色发展为引领长江经济带的发展,这里面要做好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不是不开发,首先是以城市的秩序为抓手来推进。 比较世界三大湾区就可以发现,湾区城市群有效整合了创新资源和全球的市场,它最主要的是三个方面,国际化的视野和创新功能区,网络化的基础设施,统一的区域治理。 我们国家城市群发展的现实选择是什么?所以,我要讲的第三个方面,实际上最核心的就是要做好三个区域的规划和引领。比如我们规划了很多城市群,最突出的现在最值得去示范引领和带动的就是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 京津冀你们是所在区域的专家。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更多的还有政治层面,但是它有很高的不确定性,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四个核心城市,港珠澳大桥建是建好了,怎么开车?因为我们是靠右行驶,它是靠左行驶,怎么弄现在还没想好。 长三角城市群一开始提出来,我跟时任省委书记李强提出“一体两翼”,国家需要我们一个市三个省,但是一体两翼的长三角核心区更有竞争力,两翼就是江苏的8个市,现在要扩展一个市就是盐城,扬子江城市群,南京、杭州、宁波这么一个湾区,实际上一体两翼从比较来看,我们有一系列的数据比较,我跟我博士生做这方面的研究有一系列比较,在比较上“一体两翼”的长三角核心区可能更有竞争力,现有的整合湾区只是形势,城市集聚才是核心。比如杭州湾加上扬子江城市群形成“一体两翼”的格局,以宁波为南,以南京、苏州、杭州拱卫上海可能更有竞争力,这方面长三角已经一市三省的委员会成立,挂牌成立长三角协作办公室,放在上海,开始定期的磋商机制和一体化的规划,推进的速度非常快,当然这里更重要的是市场为基础。 从空间不具合产业结构来看,上海不仅是全球的金融中心,也是改革开放的出口型城市,扬子江城市群为上海提供广阔的经济腹地,苏州、南京是全国先进制造业的中心,苏南五市是中国制造2025试点示范城市群。 我这两天正在研究中美贸易摩擦对长三角的影响,我发现可能上海和江苏南部是重灾区,大部分产业都是这两个地区。杭州是互联网+ 双创中心,拥有全新的商业模式,因此“一体两翼”式的上海大湾区有利于构建优势互补、协调发展的产业体系。 以城市群经济推进高质量发展。最重要的三个方面,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网络打破地理边界。第二个是以有效合作的新机制打破行政边界,以建立世界级人才集聚高地为核心,使得把世界级人才集聚高地作为城市群发展的第一方略,不但是人才引得进来,还要使人才使得上劲儿,更要使人才留得住,这是城市集群发展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详情]

2018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报告发布:北京杭州南京居前三
2018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报告发布:北京杭州南京居前三

  金百利在线手机版财经 6月30日消息,2018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报告今日发布。中国经济实验研究院城市生活质量研究中心2018年继续对35个城市生活质量进行跟踪调查,得出城市生活质量的主观满意度指数和客观社会经济数据指数。 客观总指数排名前10位的城市是:北京(67.05)、杭州(61.79)、南京(60.28)、深圳(59.50)、昆明(58.99)、广州(58.54)、西安(58.34)、武汉(58.25)、上海(57.79)、贵阳(57.54);排名后10位的城市是:太原(51.53)、兰州(51.03)、哈尔滨(50.74)、南昌(50.57)、合肥(50.49)、南宁(50.34)、西宁(49.19)、重庆(48.92)、福州(48.26)、郑州(46.55)。 专家评价称,与2017年相比,2018年生活水平继续上升,但生活成本也在提高,人力资本、社会保障、生活感受客观分指数基本持平。 具体来看,主观满意度指数是通过对35个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主观感受进行随机电话调查和网络调查得到的。本次调查产生有效随机样本12878个。根据调查所获得的数据,通过统计分析得出描述城市生活质量的4个主观满意度分指数,即消费者信心、教育质量、健康水平、医疗服务,分别反映了城市生活质量的某一特定方面。其中,消费者信心指数是采用密歇根消费者信心指数计算方法获得,在国际上具有可比性。问卷开发人员将美国1966年第一季度的结果定为100,所以分值若高于100,则说明消费者信心强于美国1966年第一季度。 调查显示,2018年,全国35个城市消费者信心指数加权平均值为115.48,35个城市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全部超过100。美国4月底和5月初月的密歇根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8.8,低于中国35个城市消费者信心指数加权平均值。排在前10位的城市分别是:上海(122.84)、济南(122.56)、沈阳(121.14)、长沙(120.53)、南昌(120.52)、贵阳(119.73)、南宁(118.88)、合肥(118.60)、青岛(118.09)、广州(117.99)。排名后10位的城市分别是:天津(112.76)、石家庄(112.73)、重庆(112.33)、长春(112.19)、杭州(112.13)、成都(111.12)、银川(110.81)、海口(109.75)、南京(108.71)西安(104.44)。 全国35个城市居民教育质量满意度指数加权平均值为69.37,介于一般(50)和满意(75)之间。排在前10位的城市分别是:济南(74.58)、乌鲁木齐(74.14)、兰州(72.94)、天津(72.91)、南宁(72.65)、呼和浩特(71.94)、厦门(71.58)、贵阳(71.56)、太原(71.47)、昆明(71.24);排在后10位的城市分别是:哈尔滨(67.91)、上海(67.59)、郑州(67.30)、北京(67.02)、西安(66.81)、青岛(66.76)、合肥(66.50)、海口(65.41)、广州(64.54)、杭州(64.22)。 全国35个城市居民健康满意度指数加权平均值为64.48,介于好(50)和很好(75)之间。排在前10位的城市分别是:青岛(70.58)、昆明(69.34)、合肥(69.33)、贵阳(69.20)、深圳(69.11)、太原(68.09)、哈尔滨(67.88)、北京(67.70)、西安(67.58)、济南(67.45);排在后10位的城市是:沈阳(62.58)、重庆(61.97)、武汉(61.95)、西宁(61.67)、兰州(61.56)、海口(60.83)、石家庄(60.10)、广州(59.32)、银川(56.64)、杭州(53.91)。 全国35个城市居民医疗服务满意度指数加权平均值为65.31,介于一般(50)和满意(75)之间。排在前10位的城市分别是:北京(70.58)、南宁(69.85)、宁波(69.49)、济南(69.43)、厦门(68.90)、郑州(68.57)、成都(67.80)、青岛(67.52)、沈阳(66.65)、呼和浩特(66.55);排在后10位的城市分别是:兰州(63.54)、深圳(63.32)、太原(63.24)、哈尔滨(62.83)、昆明(62.52)、上海(62.33)、西宁(61.22)、南京(60.20)、贵阳(59.43)、海口(57.36)。 城市生活质量客观指数即社会经济数据指数,是根据国家权威机构发布的35个城市的社会经济数据计算得出的,从而保证了该指数的客观性和权威性。同时,为保持与主观指数的一致性,客观指数也包括5个分指数,即生活水平指数、生活成本指数、人力资本指数、社会保障指数、生活感受指数。5个客观社会经济数据分指数涵盖了20个社会经济数据指标,基本上反映了我国现阶段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各个方面。 生活质量客观指数显示,2018年,35个城市生活质量客观指数平均值为54.85,略低于2017年的54.98,近三年总体保持稳定。得分50分以上的城市有31个,西宁、重庆、福州、郑州4个城市得分低于50分。东部城市生活质量整体上依然高于中西部城市,但同时部分城市存在主客观指数的反差。5个客观分指数的平均值分别是:生活水平54.30分、生活成本52.53分、人力资本57.03分、社会保障52.62分、生活感受57.77分。与2017年相比,生活水平继续上升,但生活成本也在提高,人力资本、社会保障、生活感受客观分指数基本持平。客观总指数排名前10位的城市是:北京(67.05)、杭州(61.79)、南京(60.28)、深圳(59.50)、昆明(58.99)、广州(58.54)、西安(58.34)、武汉(58.25)、上海(57.79)、贵阳(57.54);排名后10位的城市是:太原(51.53)、兰州(51.03)、哈尔滨(50.74)、南昌(50.57)、合肥(50.49)、南宁(50.34)、西宁(49.19)、重庆(48.92)、福州(48.26)、郑州(46.55)。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经济结构调整、高质量发展的效果初步显现:宏观经济运行平稳,生活质量指数基本保持平稳,居民获得感强。但是,地区和城市间的生活质量存在较大差距,生活成本进一步上升,优质教育资源的相对短缺是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十九大以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就需要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持续健康发展,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提升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水平,为最终实现美好生活提供强有力的保障。[详情]

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张自然发布中国经济增长报告
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张自然发布中国经济增长报告

  金百利在线手机版财经讯 “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2018)”高峰论坛于6月30日在北京香山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张自然出席并发布中国经济增长报告。[详情]

张曙光:北京上海控制人口没有依据 是计划经济思维
张曙光:北京上海控制人口没有依据 是计划经济思维

  金百利在线手机版财经讯 “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2018)”高峰论坛于6月30日在北京香山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曙光出席并演讲。 其表示城市是一个生态,城市的人才有它的结构,既有高端人才,也有中低端人才,还有一般的劳动者。张曙光称,人才的流动自然有它的平衡机制,“不知道北京、上海控制人口依据何在。” 如果说东北的人口流出对东北振兴有利,比如黑龙江人口从四千万减到三千万,它的收入、效率就可以提高。北京、上海人口流入对北京发展有利,但是却要控制人口。这样的规定没有道理,仍然是计划经济的思维。 在国际上,东京都市圈、纽约都市圈人比上海、北京多了,那么人家没有控制也没有出现问题,我们为什么要控制? 以下为演讲摘编: 张曙光:大家好!我就这题目讲5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从人口问题谈起,人口问题是社会和经济发展中间的一个根本性问题,但是我们在人口问题上一直存在一些误区和片面性。人是有一张口,二是有一双手,三还长了一个脑袋。这三者确实关系很密切,如果三者结合得好,人类的奇迹就是这么创造出来的。但是我们往往把它割裂开来,先看人有一张口,口可以吃饭,所以,咱们只看到人口可以吃饭,所以,人多了要控制人口。控制用经济手段调节一下也可以,但是咱们非要用强制性的行政办法,而且还要建立一个专门的政府机构,结果形成一个特殊利益群体。本来这个政策大家就可以看既然是强制性的办法,出现了很多荒唐的事情,我想大家都清楚。而且这个政策在当初制定的时候是说2000年前后要做出调整,但是由于特殊利益阶层,以至于拖到2015年才放开“二胎”。但是由于环境条件的变化,放开以后人家不生了,年轻人现在不生小孩。所以,政策效果也就很微弱。 我昨天来的时候坐出租车,司机说他家里兄弟姐妹13对结婚的12对不要小孩,只有最小的一对要小孩。这个问题从世界来看也是大势,咱们是未富先老,很多发达国家都进入老龄社会,人口生育率很低,而且出现负增长。另一边有些穷国,特别是伊斯兰国家人口增长非常快。大家想一想,三十年、五十年、一百年之后,人类的人口结构决定人类未来。有人已经敲了这个警钟,但是各国的决策者都没有意识、关注和重视这个问题。 在人口的问题上咱们只看到口可以吃饭,而没有看到口还要刚才。讲话又是人口很重要的功能,如果人不吃饭要饿死,那人不刚才也要憋死。尤其人口的讲话又与人脑联系起来,人脑的发达和语言的发达,人脑的退化和语言的退化是高度相关的。所以,如果说人不吃饭饿死,不讲话憋字,一个社会只有少数人可以讲话,大多数人没有自由言论的这样一个状况,我看可能个人状况不会好到哪儿去。 人都有一双手,这双手可以劳动,可以做事,但是怎么做事儿可是不一样的,人民公社化的劳动和联产承包制以后的劳动天壤之别。改革开放以后为什么取得那么大的成绩,最根本的一条是放开了人的手脚,让人家有一点自由选择的余地,这才有了中国经济今天的发展。 劳动有体力劳动,也有脑力劳动,二者的结合可以创造出奇迹,但是咱们的认识里重体力劳动,轻脑力劳动。到现在在很多人的潜意识里这个状况仍然存在。咱们再看人脑,人脑的作用确实会思考,有理性,有感情,可能是人与动物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人脑的功能上。人与人的不同差异可能这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东西。既然可以思想,就能够使得它自由思想,自由思想就可能产生坏思想,也可能产生好思想,但是咱们想一想,如果你不让它自由思想,那不可能抑制坏思想的泛滥,但必然造成好思想的给抑制。人类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 第二个问题,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关键是人才,咱们40年来经济发展很快,去年GDP82.7万亿,世界第二,人均59000元,中等水平。咱们要讲成绩,也要看到问题。咱们现在是报喜不报忧,有些喜报过头,有人讲中国在六大方面超过美国,结果造成盲目乐观,但是看不到问题咱们也不知道咱们怎么去解决。咱们30年发展靠什么?依靠大量的资源消耗,中国消耗了世界上最主要的资源的百分之四五十,但咱们的GDP只占了百分之十点多。造成了大量的环境生态问题。最近环保部在督察大家就可以看到。 还有,咱们靠大量的投资和货币发放,去年M2和GDP的比例达到了202.7,造成了杠杆率高企而投资效率的不断下降,潜藏着很大的金融危机。咱们过去的发展也主要靠出口贸易,结果国内外经济失衡,造成了很多贸易摩擦,中美贸易摩擦,这是一个。所以,总的来看,咱们还是一种粗放式的技术含量不高,附加价值不多。所以,面临着一个转型升级的任务。 怎么转型升级?怎么提高质量呢?最根本的是要靠人才,要靠创新。大家想一想,新技术、新产业的发展要靠人才,城市的水平和面貌要靠人才,你国家的未来和前途也要靠人才。正因为如此,咱们可以看到国家之间、技术之间、城市之间、单位之间现在人才竞争是如火如荼,这是我讲的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我想讲中美贸易争端的背后也潜藏着人才问题。中美贸易从原来的摩擦,现在贸易战已经起来。怎么看?很多人都拿贸易说事儿。比如说中美贸易不平衡,美国是逆差,中国是顺差,美国逆差3750亿美元,特朗普说减少一千亿美元逆差,这个话有没有道理呢?我觉得有一定道理,逆差的问题。但是刚才许宪春讲了,从总量上看,从总的产值来看责任不全在中国,现在的世界分工格局很多东西零部件在我们那儿组装是在国外加工的,责任不全在中国。增加价值算,现在的世界贸易的统计计算规则没有按这个,按这个应该是合理的,但现在没有按。 第二个贸易上实施的状况是说贸易战对谁都有利,杀敌一千自损八百,也有道理,确实贸易战对谁都没有好处,贸易战打起来消费者损失,生产是一个转移的问题了,有人得利有人受损。但是不同的实力,不同的应对,那个损失的大小是有相当差异的, 第三个拿贸易说事儿的,现在美国搞这个事情,对世界经济体系是一个冲击,全球化倒退,对不对?对。但是特朗普就认为现在这个局势是不合理的,不公平的,他就要改变这个东西。 第四个问题,咱们应对的办法也是就贸易谈贸易,大豆、牛肉、高粱,但是背后的问题我看才是关键的事情。大家可以看到,全球化以来,资本全球流动,产业国际转移,一方面看美国的大的跨国公司赚的盆满钵满,另一方面美国国内由于资本外流,造成它的社会结构的割裂,劳动和资本在国内接合不起来。所以,就像一个家庭,有一口子出走了。所以,它业面临危机。全球化最大的赢家是中国,尽管我们赶了个“末班车”,但是中国巨大的体量绝非亚洲四小龙当年可比。所以,大家可以看,现在由于中国市场很大,也加上国内政策层网络这些新的企业红红火火,但是外国人参与不进来。所以,美国的科技界也转儿支持特朗普的政策。 你再看咱们“一带一路”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这一点大家也都看到了,咱们提出来世界共同体,但是中国的巨大体量对周边有些国家也有影响,人家认为我们成为人家工业化的一个障碍。本来美国,以及西方一些国家对中国开放,改革开放,寄希望于中国走向自由市场经济,但是中国走向了另一面。所以,西方国家现在对中国也另眼相看。美国在特朗普以前,它在对付恐怖主义,但是特朗普上台以后明确地转到大国博弈,而且在他的国情咨文里明确地讲到中国是美国的利益经济和价值观的威胁之一。所以,他们的战略在调整。美国这次贸易战首先拿中国的中兴、华为开刀说明了什么?说明这场争端绝不是简单的贸易问题,而是以人才为后盾的高科技产业的发展问题,是关系到未来的问题。我们看问题恐怕还要深入一步。这是我讲的第三个问题。 第四个问题,讲国内人才竞争。前几年好多城市里都发布了自己的人才新政,不光有中小城市,你比如东莞、佛山、山东的潍坊,而且有很多省会城市,比如西安、合肥、南京、杭州,一系列。到了今年的3月20以后,北京也宣布了自己要引进人才的管理办法。3月26号上海也出台了它的要高端人才的战略。前几天天津也加入进来,大家看由于北京、上海、天津的加入,人才争夺已经进入一个白热化的阶段。争夺的像北京,办法是引进的四大战略符合的人才,没有住房的可以在单位引进人才的地方落户,买到房的可以直接户口迁入,子女随迁,解决户籍的重要渠道。上海要引进大数据,各种各样的13种人才。本人和家属子女,团队和团队家属的子女一律解决户口问题。北京为了给国外引进的人才十年之内来往自由的方便,而且还要帮他解决中国国际的问题。 从省会城市来看,你可以看南京,40岁以下本科都可以在南京落户,西安出台的在校大学生凭学生证明可以在大西安落户。大家可以看到人才争夺确实非常激烈。这个争夺总体来看是件好事儿,为什么是好事儿呢?从我们过去不重视人,不重视人才转变到重视人,重视人才。咱们过去是见官不见民,见物不见人,见人不见魂,这个问题解决了。 最后一个问题,怎么争夺人才。我觉得很关键的咱们现在争夺人才里有很多问题,怎么解决这些问题。 一,什么是人才,大学生算不算人才,西安算。还有争夺人才要干什么,咱们好多学校引进院士,引进长江学者,但是只是为了名头,为了牌子,并不见得要让他们干事儿。于是很多人也看到这个好处,于是多是兼职,频繁地变换单位,把名都值做到最大。 第二个,引进人才怎么引进,咱们现在都是给房子,给户籍,给补贴,比如说引进人才这块火热到什么程度呢? 算法科学家年薪100-500万,还要外加股权。但是实际引进人才有两个决定性的因素。一是产业和事业的发展,人才来了是要干事业的,不是坐享其成的,很多人有事业,那可以完全扑在事业上,没有事业他到那儿去干什么?没有事业等于让他去受罪,让他去坐牢。第二,尊重人才,给人才以充分的自由。不尊重人才,不给他自由你也引进不了像样的人才,引进的也会流走。咱们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看重的是官,官员有充分的自由,那对不起,另一方面人才的自由就受到限制。现在你可以看,很多人才做事儿的,得奖的,得利的是那些监管组织部门的。所以,不可能尊重人才和给他以充分的自由。这是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城市是一个生态,城市的人才有它的结构,既有高端人才,也有中低端人才,还有一般的劳动者。咱们可以看,一方面大力吸引高端人才,另一方面又大量驱赶低端人口。一方面鼓励考研,另一方面职业教育问题又是一个短腿。一方面引进人才,另一方面人才又外流,一方面批判美国,另一方面把子女都送到美国。这个矛盾的事情让人质疑。还有引进人才靠制度,咱们的制度比如说户籍制度,搞了这么多年,现在自由迁移没有解决,城市里制造业已经是农民工做主体了,80后、90后回不去了,但是落户问题解决不了。 最后再讲一个问题,我不知道北京、上海控制人口依据何在。人才的流动自然有它的平衡机制。我觉得如果东北的人口流出对东北振兴有利,比如黑龙江四千万,现在减到三千万,它的收入、效率就可以提高。北京、上海人流入对北京发展有利,但是却要控制人口。这样的规定没有道理,仍然是计划经济的思维。如果我们看一看东京都市圈、纽约都市圈人比上海、北京多了,那么人家没有控制也没有出现问题,我们为什么要控制?我觉得如果这样一系列的问题解决了,人才竞争会走向一个良性途径。谢谢大家。[详情]

高培勇:宏观经济如何同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对上表"?
高培勇:宏观经济如何同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金百利在线手机版财经讯 “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2018)”高峰论坛于6月30日在北京香山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经济研究所所长、《经济研究》主编高培勇出席并演讲。 “对表”是4月23号中央政治局讨论宏观经济形势的时候用的一个词,“做好今年的经济工作,关键是要主动同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对表’,而且进一步讲对得上的抓紧推,对不上的抓紧改。” 高培勇认为,要想“对表”,那就是对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分析和宏观经济政策的把握一定要和这样一个发展脉络对上表。如何对上表?他推崇的办法是比对,凡是提出新概念,一定相对旧概念而言的。对照这样的比对的过程中,他理出几个线索。 以下为演讲摘编: 高培勇:“对表”是4月23号中央政治局讨论宏观经济形势的时候用的一个词,“做好今年的经济工作,关键是要主动同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对表’,而且进一步讲对得上的抓紧推,对不上的抓紧改。” 要想“对表”,那就是对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分析和宏观经济政策的把握一定要和这样一个发展脉络对上表,看怎么理解这样一个发展脉络。 我所觉得推崇的办法就是比对,凡是提出新概念,一定相对旧概念而言的。所以,当讲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时候我总问经济发展旧常态是什么,讲到新发展理念旧发展理念是什么,讲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时候也是说它相对什么一个东西,对照这样的比对的过程中,我理出几个线索。 第一是分析视角。这个分析视角现在是在变,原来我们分析宏观经济形势的时候基本的视角就是周期性因素和总量性因素,面对经济发展当中所出现的问题,我们总是把它和什么对接呢?和经济发展的周期对接。它是处于经济发展的哪一个周期性的哪一个阶段的问题。在我们心目当中经济就是一个周而复始的周期性的波动过程,衰退了我们就说它是衰退阶段的问题,通胀了我们就说它是在高涨阶段所出现的问题。 所以,那个时候发生任何问题的时候,我们心中的判断它一定是短期性的变化,一定是周期性的变化。它是周而复始波动的过程,这是一个判断因素。第二是总量型的因素,每当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总是从总供求平衡的角度理解,要么需求大于供给,要么供给大于需求。过去的分析的视角已经融化在我们血脉中。现在决策层关于经济形势的判断和以往的分析视角之间就不是那么契合。经济工作会议的公报和其他方面的公报在讲这个话,主要矛盾是结构问题。 接下来说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按照这样的一种判断和我们原来传统的分析视角对接的时候它就不那么契合,根源在重大结构性失衡导致的经济循环不畅。既然主要矛盾是结构问题,它就不是或主要不是总量性问题,既然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它就不一定是需求侧的问题或主要不是需求侧的问题,既然根源在重大结构性失衡,它可能就不是周期性的问题,也不是短期性的问题。所以,我想说的这个变化我觉得应该把它列入。 第二个变化就是发展理念。发展理念我理解就是一个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做经济工作是奔着什么去的,原来在高速的发展阶段,无论你个人的偏好如何,你不可能不以GDP为分析,你也不可能不围绕GDP的高速增长做文章,因为你那时候做的就是这样的事情,连吃饱穿暖都做不到何谈其他方面的问题?自然是以GDP论英雄。但是今天强调的是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或者说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个理念指导下的发展,而这是一个不说颠覆性变化也是一种非常重大的变化,就是你由偏好速度,以速度作为重心已经转向追求质量的轨道,而这种变化也是非常大的。 第三个变化是政策的主线索。政策的主线索,原来的宏观经济政策显然是强调需求管理或立足于需求管理,在需求管理的条件下,可以归结出几个特点:第一,不管任何条件下我们总是站作需求的角度看问题。第二,我们盯的是需求总,供求之间矛盾的不平衡我们着眼的是怎么用调整需求的办法去适应供给,而主要不是想调节供给。第三,我们搞的是一种对冲性的逆向调节,需求不足的时候我们加需求,需求过旺的时候我们减需求,因而我们追求的是一种短期的稳定,这是我们过去长期做的事情。而今天强调的问题跟过去不同了,正好对着来。我们由站在需求的角度跑到供给角度来了,原来盯的是需求总量,现在主要盯的是结构调整,原来追求的是短期的稳定,现在我们紧盯的是提高供给质量,优化供给结构。我想这是在由需求管理转向供给侧给够性改革的过程中发生的一个很大的变化。 第四个变化是试错机制。以往宏观经济政策的措施和实施主要是通过政策安排,主要是在政策层面的调整这样一种路径下实施的,我们把宏观政策当做一种政策变量。什么是政策变量?它主要不涉及到制度的调整。现在谈论的问题是根本途径是改革,以改革的办法突破体制机制性障碍,以推进各种技术性改革为供给侧改革创造条件。着重点也在发生变化。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原来的实施机制主要靠政策安排,而现在是政策安排+制度变革,且以制度变革为主。特别是最近面对上半年经济形势的变化,我们已经越来越感觉到单纯的调整政策恐怕在很大程度上是处于失效状态,起码是局部失效。如果不动体制机制,那些问题很难解决。我们没时间展开这些方面的说法,每一个问题都是如此。房地产的问题,消费的问题,地方政府投资问题,类似所有问题拿出来,你不动体制是解决不了的。 第五个变化是政府的作用。我想跟大家商榷,我还拿不准,昨天晚上突发奇想加上来,变化了的政府的作用,拿不准还没有做更深层次的分析,大家体会。这是根据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所引发出来的,原来社会主要矛盾是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现在叫做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 我们首先面对的一个问题,物质文化需要已经提升或拓展为美好生活需要了,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在哪儿?这个大家已经讨论很多次了。第一就是传统意义的物质文化需要上了层次。因此,物质产品和文化产品要升级换代,这是我们知道的。第二,原来的物质文化需要基础上又加了一类需要,在十九大报告中讲的使人民群众对于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需要日益增长,原来的物质文化需要是不能包容的,是拓展出来的需要,与这一需要相对嗯的载体是什么?要么是制度产品,要么就是政策产品,用武之产品、文化产品满足不了这一需要。如果物质文化需要更多依赖于市场供给,我们更多的强调市场供给,后一类制度产品和政策产品的需要更多的要依赖于政府系统。因而,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不仅要依靠市场系统,而且要依靠政府系统。 这个时候政府系统还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政府供给,我们过去写《公共经济学》教材,写财政学教材都这么讲的,凡是市场做的好的都给市场,市场做不了的,做不好的给政府,它是拾遗补缺,但是当你面对要满足美好生活的需要,要强调物质产品、文化产品之外的制度产品和政策产品的时候,你还是这么思维,行吗?统统交给市场,市场做不了政府去拾遗补缺,我觉得恐怕得需要调整。 是不是对于政府在经济发展中作用的理解要由拾遗补缺转向并驾齐驱,我没想好,这是提出的一个问题。所以,在十九大报告中相对于十八届三中全会做了一个调整,十八届三中全会怎么说的?发挥市场对于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和政府更好发挥作用。十九大中把“和”字换成一个逗号,从上面5个方面的变化中大家可以注意到中央关于宏观经济政策布局的表述大体上是这样归结的。3月份中国发展高层论坛韩正副总理出面有个讲话,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做了个表达,坚持新发展理念,紧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我是在那个会议上听到是这么个表达。 这里面凸显了新发展理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经济体系。这样的理解不知道对不对,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我想在此基础上解答昨天李稻葵提出的问题,这样一种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带给财政政策的变化是什么?一个问题大家主要谈的现代财政政策积极吗?该怎样的理解积极的意义,去年我在张燕主编的光明日报的理论版写了一个积极财政政策的变化问题,1998年我们启用积极财政政策称谓的时候我们是把“积极”等同于扩张,积极财政政策要有力度,要加大力度,要更加积极有效,我们的解读都是对现在有关的扩张力度不满,要加大扩张力度。 但是当这样一种解释套用到今天的宏观经济政策布局中来显然是不合适的。比如说怎么体现“积极”?财政上的积极主要体现为财政赤字,扩张不扩张不看赤字能解决?赤字我们也深知一条,有没有赤字不是扩张的标志,赤字规模多大也不是扩张的标志,唯一的标志是今年的赤字比去年来得大,我们看的是边际效应。照此理解,今年财政赤字23800,我们财政政策积极吗?肯定是不积极的。为什么?因为现在发生变化了,按照现在财政政策的解释,政府工作报告怎么说,预算报告怎么讲,着重点、着力点转到提升经济效益和质量上来,转到化解产能过剩,主攻方向转到结构性调整。所以,现在谈论的“积极财政政策”的“积极”二字只有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这样一种语境下是“扩张”的意义,初次以外是“结构性调整”。 第二,投资。以往的投资在我们概念中,特别和积极正政策挂钩的时候,我们是把它当成一个总量刺激的手段。2008-2010年,中央政府1.18万亿投资带动了包括地方政府在内的4万亿投资,进而引发了整个社会的十几万亿投资,这是一个投资乘数的实施过程。我们目的干什么?是为了增加支出,增加都是,拉动和扩张需求。对投资的理解我们过去是这样理解的,但今天十九大报告中专门给都是讲了一句话是说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它强调的是优化供给结构关键性作用,那就是在今天的背景下更看重投资在这方面的作用,而不是拉动需求的作用,也有拉动需求的作用,不排除,但是更看重优化供给结构。所以,在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条件下,投资的定位和寄希望于它所产生的效应相对以往已经发生非常大的变化了。 第三,赤字考量,以往我们脑海中“赤字”的理念是什么?财政赤字就是收和支之间的那个差额,支出大于收入,这是不好的事情,怎么让它好呢?那就是为了经济的正常发展,不惜扩大赤字。以财政收支不平衡换取整个经济形势的稳定发展,我们是把它当这个来用的。所以,为拉动需求不惜扩大赤字,为经济的平衡不惜扩大赤字,而对赤字的度怎么掌握,只要它有利于经济发展,只要大的经济宏观上它是有利的,我们都是可以付出的成本。 但是大家注意李克强总理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在总结过去5年工作的时候说了一句话,过去5年我们一直把财政赤字控制在占GDP的3%以内,请大家注意这是当成绩来讲的。为什么?因为相对于金融风险而言,我们对赤字变的谨慎了,我们对赤字已经开始心存敬畏,我们对赤字的把握要有底线了,这是不同的背景。当前的三大攻坚战中摆在首位的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最重大的风险是金融风险,金融风险体现在什么?地方债风险上,这是不一样的考量。 第四,不一样的减税降费,多少人指望减税降费,但是减税降费过去我们是怎么理解的?我们是把它当做扩大需求的一个手段,给个人减税降费,增加个人的可支配收入从而增加消费需求,给企业减税降费,增加企业的可支配收入,从而增加投资需求。我们是这样一个目标,这样一个实施路径。今天从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那天起,2015年,减税降费是和降成本之间对接的,减税的目的是为了降成本,降费的目的也是为了降成本,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都是涉企的收税,涉企的收费,没有提其他方面的都是。 所以,这样一来,减税降费的这种目标和行为路径都是不一样的。在这样一个宏观经济的理念思想和战略发生深刻变化或重大变化的背景条件下,我们做宏观经济分析,我们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把握是不是得有意识地去对这个表,否则的话就难以跟上。 我还强调在我们理论界,不管你怎么看待这个新时代的宏观经济的理念思想战略,你理解不理解或者怎么理解,你要想对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做出比较符合实际的解读首先得把它的来龙去脉考虑清楚,当前最重要的就是要有意识的提醒自己,全面的调整理念思想和战略,反复的告诉自己现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不是以往,反复告诉自己面对的社会主要矛盾不是以往的社会主要矛盾,反复告诉自己我们主线索是供给侧给够性改革而不是需求管理,我们要满足的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而不是传统意义的物质文化需要。从有意识的“对表”到最后变成下意识的,用这样的理念思想战略去做指导,我想这是我们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 谢谢大家。[详情]

田国强呼吁土地要素流转市场化 不解决房价就降不了
田国强呼吁土地要素流转市场化 不解决房价就降不了

  金百利在线手机版财经讯 “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2018)”高峰论坛于6月30日在北京香山举行,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美国德克萨斯农工大学终身教授田国强出席并演讲。 其表示学术研究本来的讨论应该是严肃的,但是当前越来越大众化,甚至娱乐化,一些学者说出来的话和结论“语不惊人死不休”。 田国强指出,研究问题必须要有科学性、严谨性,这是有理论逻辑决定的。同时要有时代性、现实性,这是实践真知决定的,还要有理式的视野,那就是前瞻性和市场性。 此外,他还谈到了下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任务,他认为,“深化改革三大重点目标,我们不能用一个必要条件否定另外一个必要条件,不能伟大的中国革命反对市场的作用,我们不能一味的不要政府。” 中国国内外几千年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只要一个国家能够发展,它一定是包容性的现代化经济体系,这是必要条件。但光有这一点不行,还要提升国家依法治理的能力和政府的执行。“一个根本原因就是政府有很强的执行力,政府缺位的地方没有补位当然不可能发展下去。” 从经济包容性角度来讲,是构造民营经济进入市场,土地要素,让所有的活起来,给他同等的国民待遇,不要用一个所有制来歧视另外一个所有制。 对待民营经济同等化不展开了。民营经济在就业岗位、产业贡献、效益驱动和创新驱动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应进一步提高经济领域的自由度和竞争,尤其要消除那些不合理的行业竞争壁垒,同等对待民营经济。还有利于在国际上处理好和其他国家不认为中国是一个市场性的国家,不愿意谈,甚至对你进行遏制。信用市场一体化。 田国强还谈到了土地要素流转市场化,他认为,“土地要素问题不解决,中国现在出现的关键性的问题,民生的问题,居住的问题,生产成本过高的问题。”如果不解决土地市场化的问题,商业用地土地的巨高的成本,怎么可能把房价降下来呢?怎么把土地财政导致的这么大一个隐患消除掉呢?[详情]

许宪春:中美贸易记录顺差在中国 但利益顺差在美国
许宪春:中美贸易记录顺差在中国 但利益顺差在美国

  金百利在线手机版财经讯 “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2018)”高峰论坛于6月30日在北京香山举行,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研究中心主任许宪春出席并演讲。 谈到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许宪春表示,中国对美国的货物贸易顺差,很大一部分是由外商投资企业、特别是美国投资企业贡献的。 外商投资企业、特别美国在华投资企业,不仅创造了很大一部分中国对美国的货物贸易顺差,还通过加工贸易和转移定价等方式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增加了美国的国民总收入和国民财富。仅考虑美国对中国的货物贸易逆差,却不考虑美国在华投资企业获得的投资收益是不全面和不客观的。 在全球价值链视角下,贸易记录顺差在中国,但贸易背后的利益顺差多在美国,总体上双方实现了互利共赢。 以下为演讲摘编: 许宪春:我今天发言的题目是“全面客观理解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这个大家都很清楚现在中美贸易的摩擦、争端还是愈演愈烈的趋势。我从统计的角度来梳理一下,来研究一下。 我们都知道中美两个大国,一个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个是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贸易的关系不仅影响轴美两国的发展,对全世界经济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美方多次以贸易失衡为由挑起对中国的贸易调查和不合理制裁,直接加剧了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逆全球化的趋势,对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和互惠的贸易关系了挑战。 我们研究的结论有4个方面: 第一方面,从贸易总值统计角度看,现行的统计都是以贸易总值统计的原则,美方统计的美国对中国的货物贸易逆差始终高于中方统计的中国对美国的货物贸易顺差。2017年两者的差异近一千亿美元。 第二方面,从贸易不平衡的贡献者角度看。广大的在华外商投资企业,尤其是美国在华投资企业对中美贸易之间的差额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最大的贡献达到整个贸易差额的80%,近些年在回落,也仍然在30%以上。 第三方面,从跨过利润转移的高度看,外商投资企业,特别是美国在华投资企业,再创造了很大一部分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的同时,还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增加了美国的国民总收入和国民财富。对于美国在中国的直接投资获得了大量的投资收益,这个投资收益是美国国民总收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这个投资积累下来的存量又是美国国民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说美国收入的增加和美国国民副的增加与在华美国企业创造的利润和增加的投资有密切关系。 第四方面,从贸易增加值角度看,从传统的贸易总值角度看贸易差额非常大,无论是美国统计还是中国统计都比较大。但是如果利用新的贸易增加值来统计,这个差额大幅缩小。中美贸易的严重失衡结论就会发生明显变化。 我从四个角度解读一下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第一个从贸易总值角度观察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第二从中美贸易不平衡贡献者角度观察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第三从跨国利润转移的角度观察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第四从贸易增加值角度观察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 近年来中国对美国的货物出口、货物进口、货物贸易差额都呈稳定上升态势。2017年中国对美国货物出口4298亿美元,进口是1539亿美元。顺差是2758亿美元。美国商务部的统计,美国对中国的货物出口1304亿,进口是5056亿,差额3752亿美元。美方统计的货物贸易逆差比中国统计的货币贸易顺差多了将近一千亿。 柱形图,中国对美国的货物出口,低的是中国从美国的进口。上升的斜线是贸易差额。无论是出口还是进口,以及差额都是上升的趋势,但是如果相对差额比较稳定。顺差和出口相对稳定。 美方统计的柱形图高的是美国从中国的进口,低的是美国队中国的出口,上面的斜线是差额,趋势是相同的,只是差额比中方统计大。 中美统计的货物贸易差额的差异主要来源于中方统计对美国的货物出口和美方统计的从中国进口的数据偏差,本来差额是出口和进口的差额,主要来自于中国对美国出口和美国从中国进。这一差额占到双边贸易差额统计数据差异的76%。 为什么会导致这种差异呢?一个是导致中方冬季的对美国的货物出口数据与美方统计的从中国货物进口数据之间的差异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计价方式、转口贸易、贸易加成、旅行项目中包含货物等,最主要的还是转口贸易和贸易加成。 从计价方式看,中国货物出口采用的是离岸价,美国货物进口采用的是船边交货价和到岸价。按到岸价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实际上是包括了中国口岸到美国口岸所发生的国际运费、保费。中国按离岸价格计算不包括上述费用。 转口贸易和贸易加成,这是最主要的差异。中国货物进出口统计都是采用原产地和最终目的国的信息,都是将原产地作为进统计的依据,把出口所指的目的地作为出统计的依据。 如果发生转口贸易,尤其途径香港、新加坡等地的转口贸易,中国方面获知的出口目的地通常被登记为中国香港、新加坡,但中间商再次将货物出口到美国,美国根据原产地规则将其统计为从中国大陆的进口。 转口贸易发生两种加价行为。第一种通常针对加工货物。这些货物离开中国关井后被中间商购买,随后以更高价格转卖给美国买家,中国出口至美国的商品价格出现加成。增加了中国对美国的贸易差额。 另一种经中国香港转运至美国的加价行为。这是因为货物在香港被进一步简单加工后产生的增加值,或者由于逐利而抬价。美国依旧将其视为中国大陆对美出口的一部分,其统计加工货物的进口总值。这部分增加值也太高了中美货物贸易统计岔口。 从旅行项目中包含货物看,这部分本应计入到货物贸易进口被计入了服务贸易,中国人很多人到美国旅游,到奥特莱斯买了大量产品带回来,这部分实际上属于货物贸易,但是按照国际标准作为服务统计。所以,我们服务商有大量逆差,很大一块是中国人在国外买产品,而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这加大了中国对外尤其对美国的货物贸易差额。 旅行项目神色的是旅行项目的逆差,空白的图形是服务贸易的逆差,旅行项目的逆差在服务贸易逆差中占有非常大的比例,甚至有的时候超过80%、90%。 从旅行项目中包含的货物看,美国作为中国公民外出购物、旅游、留学的重要目的地,隐藏在服务贸易背后的商品流动低估了中国从美国的货物进口。 考虑到中国对外服务贸易逆差主要来自旅行,近些年其对服务贸易的贡献度接近90%,因此这部分的高估也是不可忽略的。 如果仅考虑美国对中国的货物贸易逆差也是不全面、不客观的。中国对美国的服务贸易的逆差是在迅速上升。近年来,中国对外服务贸易逆差迅速扩大,起重队美国的服务贸易逆差快速增长。2016年,中国来自美国的服务进口额由144亿美元扩大到869亿美元,增长了5倍。 2016年,中国对美国的服务贸易逆差高达557亿美元,占中国服务贸易逆差总额的23%,占美国服务贸易顺差总额的22%。服务的冬季中美之间还是比较接近的。 第二,从中美贸易不平衡的贡献者角度观察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中美贸易不平衡的贡献者不只中国本土企业,还包括广大的在华外商投资企业,尤其美国在华投资企业。今年中国对美国出口大户美国的大中企业都是排在前面的。 2007年到2013年外商投资企业货物进出口差额占中国全部货物进出口差额的比例超过50%,并一度占到了中国货物贸易顺差的80%以上。2007年以后,外商投资企业货物出口总额占比持续高于其进口总额占比。外商投资企业对中国货物贸易差额的贡献最高的时候达到80%。 中国的货物贸易顺差很大程度上是由外商投资企业的跨国生产经营、销售经营导致的,中美货物贸易顺差不仅仅是中国本土企业对美国的货物贸易顺差,也包含外商投资企业,其中包括美国在企业投资企业对美国的货物贸易顺差。 我们中国对美国的货物贸易顺差很大一部分是由外商投资企业特别是美国投资企业贡献的。 外商投资企业,特别美国在华投资企业不仅仅创造了很大一部分中国对美国的货物贸易顺差,还通过加工贸易和转移定价等方式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增加了美国的国民总收入和国民财富。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的直接投资获得大量的投资收益,而这些投资要么汇回本国,要么在中国增加它的投资,汇回美国增加它的财富,即使不汇回也增加美国的国民总收入。他的收益留在这儿增加它的投资,增加它的国民财富。 仅考虑美国对中国的货物贸易逆差,却不考虑美国在华投资企业获得的投资收益是不全面和不客观的。 分析中美贸易关系不能只关注货物贸易差额,却忽视货物贸易背后对应的跨过企业的获利跟资本账户变化。忽视这一点就会低估货物贸易对双边经济的互利关系,也会低估美国企业从中美互惠贸易中的收益。 最后从贸易增加值角度观察中美贸易不平衡的问题。在贸易总值统计,在新型的国际分工下具有不适应性,具有假象和重复计算,没有客观地反映现在全球化情况下一个国家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 世界贸易前总干事拉米曾经认为,现行的贸易总值统计方法扭曲了贸易的实际情况,他提倡改变贸易统计方法,推进全球价值链研究,以贸易增加值统计弥补传统贸易统计体系的缺陷,合理还原事实真相。 经合组织和WTO都建立了全球价值链和贸易增加值数据库。中美双方在牵头亚太20个经济体也在编制全球价值链数据,年底出来,明年会公布,可能会做出客观刻划,21个经济体之间和21个经济体作为整体和世界贸易增加值的情况。那时我们可能会提出一套数据,这个数据是21个经济体共同提供和确认的,我们分析中国和21个经济体之间的贸易,也分析中美之间、中日、中韩之间的关系,将来会提供一个比较客观的战时。 在全球价值链视角下,贸易顺差记录在中国,但贸易背后的利益顺差多在美国,总体上双方实现了互利共赢。 传统的贸易总值统计美国友高估中国对美国的货物贸易顺差。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不仅仅是中国企业,还有大量的外商投资企业,包括美国在华企业它的贡献。这些企业不仅贡献了贸易顺差,还为美国赚了大量的收益,增加了美国财富。最后一点,应该用更加科学的贸易增加值来代替传统的统计,客观刻划中国和其他国家的货物贸易关系。 我就讲这么多,谢谢大家。[详情]

付志峰:正是经济问题的复杂让人们能醉心研究
付志峰:正是经济问题的复杂让人们能醉心研究

  金百利在线手机版财经讯 “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2018)”高峰论坛于6月30日在北京香山举行,首都经贸大学校长付志峰出席并致辞。 其表示经济问题特别复杂,受政治因素,社会因素,资源环境多方面因素影响,有时老天也插一杠子。 例如北京很热,温度高了用电量就大,用电量大了中国就烧煤多,估计对煤的价格也会有影响。尤其谁能想到高举全球化大旗美国现在又重新举起高关税的大旗,对中国,也包括其他的国家和地区重新打起了贸易战。 付志峰称:“也许正是因为经济的复杂,让各位专家,各位学者,也包括后面的同学们能醉心经济问题的研究。”[详情]

张卓元:改革开放四十年 回顾中国经济改革的两条主线
张卓元:改革开放四十年 回顾中国经济改革的两条主线

  金百利在线手机版财经讯 “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2018)”高峰论坛于6月30日在北京香山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卓元出席并演讲。30年前,有个最大的争论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主线究竟是什么,当时有三种不同的主张: 第一种,以北京大学和中央党校课题组代表提出企业改革中心论,或者是所有制改革中心论。 第二种,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吴敬琏、周小川、郭树清,包括楼继伟,他们的课题组为代表,主张中期的改革以价格改革为主线,一个是所有制,一个是价格,以此推动经济运行机制的转轨。 第三种,是社科院课题组,当时课题组是刘国光副院长和张卓元为代表,主张企业改革和价格改革、所有制改革和经济运行机制的改革要双线推进,所谓两条主线。 张卓元称,今天看来,他们当时提的两条主线,当时所谓主线指的是中期的主线,这两条主线不仅对1988-1995年中期改革有效,而且对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都是有效的。中国40年经济改革总的就是沿着这两条主线不断深化的。 以下为演讲摘编: 张卓元:各位专家,各位嘉宾,很高兴!我已经有两三年没参加了,年纪大了,主办方说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所以,邀我来讲讲40年改革开放的问题。我今天发言的题目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两条主线”。 30年前,1987年10月份到1988年6月份,当时国家体改委组织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课题组,中央党校的课题组,北大、人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吴敬琏他们的课题组就中国中期,指的是1988年到1995年经济改革规划纲要分别提出纲要。有上百位经济学家对大家改革规划纲要进行比较的研讨会上,当时有个最大的争论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主线究竟是什么,当时有三种不同的主张。 第一种,主张以北京大学和中央党校课题组代表提出企业改革中心论,或者是所有制改革中心论。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吴敬琏、周小川、郭树清,包括楼继伟,他们的课题组为代表,主张中期的改革以价格改革为主线,一个是所有制,一个是价格,以此推动经济运行机制的转轨。 第三种,我们社科院课题组,当时课题组是刘国光副院长和我为代表,主张企业改革和价格改革、所有制改革和经济运行机制的改革要双线推进,所谓两条主线。 今天看来,我们当时提的两条主线,当时所谓主线指的是中期的主线,这两条主线不仅对1988-1995年中期改革有效,而且对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都是有效的。中国40年经济改革总的就是沿着这两条主线不断深化的。 第一条主线,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和改革,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建立和完善。 第二,私营经济接踵而来,个体经济一发展,私营经济必然接踵而来,这是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到1987年十三大的时候,已经明确了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制结构以公有制为主体,目前全民所有制以外的经济成分不是发展得太多,而是还很不够,对于城乡合作经济、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都要继续鼓励他们发展。所以,个体经济是1980年,私营经济1988年开始,各个地方的工商行政管理机构就开始办理私营企业的注册登记,私营经济开始发展。私营经济在1988年开始正式可以从事私营经济经营,到1992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得到很大的发展。 第三是引进和利用外资,开始的时候经济特区,利用外资,当时斗争也很激烈,姓资姓社,由于得到邓小平强烈的支持,后来特区也办成了,开始利用外资了,而且利用外资也不光在经济特区了,逐步到沿海各个城市外商投资越来越多了,到2012年底全国外商投资企业达到44万户,投资总额达到32000多亿美元,注册资本18000多亿美元。在中国吸引的外商直接都是中有60%左右,到2012年为止是从事制造业,外商投资企业对工业增加的贡献相当突出,而且它对出口的贡献也很大。外资企业占全国出口总额的比重1991年是17左右,上升到2014年的46%。在工业部门的总资产中,外资占的比重达到24%。外资经济也是中国很大的一块。一个是个体,一个私营,一个外资。 公有制包括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进行改革。首先,农村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没有改变土地的集体私有权前提下放开了经营权,所以解放了生产力。国有企业的改革走得比较迂回,比较艰难。从开始扩大企业自主权,后来又利改税,后来又承包制,一直到1993年才明确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1978年扩大企业自主权到1993年明确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方向,整整走了15年,国有企业改革走了一些弯路。 党的十五大报告首次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问题,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这一制度的确立是由社会主义性质和初级阶段的过程决定的。这个基本经济制度1997年就提出来了,现在一直到十九大都提出要继续坚持和巩固这样的基本经济制度。这次40年改革开放所有制的调整和改革也是我说的第一条主线一个大概的状况。 怎么样理解公有制为主体?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在确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时候,对公有制为主体的含义曾经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当时的文件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公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这是当时十五大报告讲的。 根据最近财政部国资委、国家统计局等部门公布的公开数字,一直到2015年底,经营型的国有净资产大概34万亿,行政事业型的国有净资产11万亿,金融性的国有净资产53万亿,自愿性的国有净资产大概是458万亿。这一部分自然资源资产占的比重特别大。私营经济注册资本大概也就40万亿,外资十几万亿。所以,跟500多万亿比,在这里讲的还是净资产,总资产更多了。所以,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没有变。 第二条主线主要讲经济运行转向市场主导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二条主线是经济运行机制的改革,主要包括用市场取代计划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和决定性作用。政府主要运用财政和货币政策调控宏观经济,使其稳定健康运行。中国改革开放是从经济活动中引入市场机制展开的,也就是逐步放开价格,搞活市场展开的,大家还记得上个世纪80年代初,特别是南方广东这一带先放开鲜活农产品,价格一放开,这些商品就像泉水般涌流出来,一个激励了大家生产这些产品,一个使得很多附近的产品都往你价格高的地方卖,使得大家看到市场机制搞活经济,搞活市场的魔力,从而支持和拥护市场倾向的改革,认识到市场配置资源比用指令性的计划配置资源更有效率,更有活力。所以,1992年,十四大总结了改革开放13年的经验后提出要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 价格改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价格改革走在各项改革的前面,1985年起中国价格改革以放开价格为主,先是逐步放开农副产品的价格和工业品的价格,使商品市场迅速活跃起来,市场繁荣,上百种票证相继被取消,到1998年上半年,终于出现了人民期盼已久的买方市场,主要指商业部商业局直接管的600多种主要的商品,而且到2008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农副产品的收购总额,工业产品资料销售总额市场条件下的比重达到95%以上,各种服务价格也陆续放开。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价格改革的重点已经转向资源产品和生产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水、煤炭、石油、天然气、电力、铁矿石等矿产品,劳动力、资金、土地等价格市场化改革逐步,取得进展。现在商品和服务价格97%以上放开了。我想起80年代价格的时候,我们一再提一个方案希望市场价格体制,当时参考了台湾、香港、新加坡,把80%商品价格放开了,现在已经放到97%。 第二,加快建设现代市场体系。放开价格就能形成市场,价格改革的大幅推进为市场体系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而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市场体系发育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1978年到1991年,在价格改革的大幅推进带动下,各类市场蓬勃发展,这是第一。第二阶段1992年到2001年,各类市场向纵深发展,特别国有企业从行政部门的附属物向市场主体转变。还有市场格局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 第三阶段2002年到2012年,主要是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一个是外商投资企业逐渐成为我国市场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再一个是对外贸易迅速发展。外向型经济逐步形成。 第四阶段,2013年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以后,我们要争取到2020年建设完善的现代市场体系。 第三,关于宏观调控机制,完善宏观调控体系。 在实践中中国的宏观经济调控是非常成功的,主要标志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每年都是增长的,没有一年出现负增长,而且最低的GDP增长率也达到3.9%,1990年是最低的,虽然出现了两次两位数的CPI上涨率,但是很快够得到控制,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经济的GDP的年均增速达到9.5%,CPI的增速降到5以下,现在降到4.9了,这种搭配非常了不起的,而且也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这就证明了我们整个宏观调控,我们整个40年的发展是非常之健康的。 最后一个问题,两条主线论符合十九大报告新时代经济改革两个重点的规定。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谈到新时代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时指出,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讲到两个重点,这两个重点我个人体会恰恰也就是我说的两条主线,因为完善产权制度,所谓产权就是所有制的核心,这个产权包括知识产权,我们今天完善产权比如强调要很好保护知识产权,要增强知识产权的激励机制,要保护非公经济的财产权,要防止国有资本的流失。这些都属于所有制或者基本经济制度巩固和完善,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个方面,要素市场化配置,主要是我们讲的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政府主要提供公共服务,保护环境,搞好社会管理,维护市场秩序这些方面。所以,30年前提出的两条主线论和今天十九大报告提出的经济改革的两个重点我个人认为它的精神是相吻合的,当然今天提的任务比30年前要符合新时代的精神,比如完善产权制度要知识产权,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这样的概念,这是我们社会现代化建设进步提出的新的问题。 我今天的发言到此结束,谢谢大家。[详情]

蔡继辉:城市生活质量评测很难 但做好了就有高价值
蔡继辉:城市生活质量评测很难 但做好了就有高价值

  金百利在线手机版财经讯 “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2018)”高峰论坛于6月30日在北京香山举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副总编辑蔡继辉出席并致辞。 蔡继辉称,提高城市生活质量和居民满意度是人民群众的基本要求,也是各级政府发展城市建设。提供公共服务的基本目标,这是一个很好的研究主体和研究领域,相信也会成为城市管理者和城市居民的关注。 但是城市生活质量的测度又是个难题,不同居民对生活质量的标准又不一样,用客观指标进行评价大多数使用的是综合评价的方法,但综合评价有可能掩盖了某一个指标对生活质量的极端影响,满意度等主观调查进行测度一方面可能受期望值的影响。比如期望值越大满意度可能越低,主观满意度与实际现实值不符,而且期望值与现实值差异越大可能满意度越低,这些问题都为生活质量的测度与评价增加了困难。当然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我们这项研究的价值是比较高的。 蔡继辉认为,《城市生活质量蓝皮书》对城市生活质量进行了客观评价和主观满意度的调查,分别列出中国35个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的分数和排名,调查和评价总体上比较科学、规范,对城市管理者了解本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从而在城市建设与管理中有针对性地制定公共政策,提高管理水平有重要的指导和决策参考作用。[详情]

颜安生:香港完全有条件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
颜安生:香港完全有条件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

  金百利在线手机版财经讯 “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2018)”高峰论坛于6月30日-7月1日在北京香山举行,香港经济导报社总编辑颜安生出席并致辞。 其表示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创新科技发展在香港一直没有得到全社会应有的重视。然而现在,这种局面正在被打破,其主要标志有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2005年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局正式成立。同时,特区政府开始从宏观层面规划和推动香港创新科技产业的发展。 二是2017年1月3日,深港两地共同签署了《港深推进落马洲河套地区共同发展的合作备忘录》。颜安生评价,这是港深科技创新合作的重大突破,由于深圳已经成为全球科技创新发展的高地,香港借力深圳共同打造深港创新圈,可令香港的创新发展走上一条高效快捷的道路。 三是不久前,习近平主席对24名在港的两院院士来信做出重要指示,首次提出支持香港发展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为了落实习主席的重要指示,国家有关部委出台了政策,实现了香港的科技界近年来一直期盼的内地科研资金可以过到香港的愿望,这是一个重大突破。习主席和中央的支持,为香港创新科技发展送来东风,注入了强心针。 四是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战略规划也为香港创新科技发展提供重大机遇。香港能够发挥一国两制的优势,通过粤港澳大湾区集聚创新发展所需要的各种资源和要素,从而实现跳跃式发展。 颜安生认为,香港的创新科技发展正在翻开新的篇章,可以预期有国家强有力支持,有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香港完全有条件、有能力、有信心发展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香港正迈上创新科技发展的新里程。香港经济有望获得全新的发展驱动力,香港的第三次经济转型也将会在创新科技的崛起过程中逐步得到实现。[详情]

刘霞辉:经济研究杂志社8月份将上线新的投稿审稿系统
刘霞辉:经济研究杂志社8月份将上线新的投稿审稿系统

  金百利在线手机版财经讯 “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2018)”高峰论坛于6月30日-7月1日在北京香山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编辑部主任刘霞辉代表《经济研究》杂志致辞。 《经济研究》杂志现在正在进行改革,希望杂志社跟论坛之间的结合度以后能变的更加紧密,尤其是跟论坛的一些优秀学者之间联系更加紧密。 此外,之前杂志社审稿周期比较长,跟作者之间的联络沟通等等都不够方便。所以,很多优秀的科研人员现在都不太愿意给杂志社投稿了,刘霞辉称,“我感觉非常遗憾。”杂志失去了优秀的作者是一件不太好的事情,所以,刘霞辉到编辑部以后,坚决要求编辑部的编辑平台进行改革。 《经济研究》第7期上已经正式对外发布了公告,将从2018年8月份开始正式上线新的投稿审稿系统,使作者、编者和各个方面的学者之间的关系变的更融洽,也避免很多的误会,提高我们的审稿效率,并且能遴选出国内最为优秀的文章。[详情]

郝如玉:减税别死盯起征点 还可以把最低税率降到1%
郝如玉:减税别死盯起征点 还可以把最低税率降到1%

  金百利在线手机版财经讯 “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2018)”高峰论坛于6月30日-7月1日在北京香山举行,第11、12届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哲学社会科学国家税收法律研究基地首席专家、中国经济实验研究院名誉院长郝如玉出席并演讲。  日前,个人所得税修订法案已进入一审,郝如玉表示,一般个税这么重要的法应该是三审,但他认为有可能是两审,“因为领导比较迫切地希望它出来,给人民减税,满足人民的美好愿望。” 其实个税起征点的争议非常大,常委会的发言委员有主张8000的,主张10000的。但郝如玉认为,“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不是人民减负的唯一工具,”实际上,个人所得税减税工具特别多,里面的税率就是一种方式。 如图所示,要缩小贫富差距,我们对高收入的人用高一点的税率,就可以用税率来调节税负。 但郝如玉也认为,减税不要死盯起征点,起征点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它就是起征点定的越高,纳税的普通的面越小。他认为可以低起征点低税率,例如把最低税率从3%降到1%,可以考虑0-5000元适用1%,这也是减。 郝如玉进一步阐释,公平的第一原则是普遍,当起征点提得越来越高后,交税的人也就越来越少。在2000的时候起征点纳税人是8400万,占城镇工薪人口的28%多,但是到了3500的时候,纳税人锐减,占工薪人口的8%左右。“纳税不普遍。”[详情]

2018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高峰论坛将于6月30日举行
2018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高峰论坛将于6月30日举行

  金百利在线手机版财经讯 “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2018)”高峰论坛于6月30日-7月1日在北京香山举行。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经济研究所所长、《经济研究》主编高培勇,第11、12届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哲学社会科学国家税收法律研究基地首席专家、中国经济实验研究院名誉院长郝如玉等将出席并致辞。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卓元,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研究中心主任许宪春,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美国德克萨斯农工大学终身教授田国强,中国人民大学学术期刊社社长杨瑞龙等嘉宾将发表主题演讲。 此外,大会还将发布中国经济增长报告和城市生活质量指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张自然发布中国经济增长报告,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赵家章发布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指数。月1日,还将举行国家治理现代化论坛、中国经济高质量增长论坛、青年经济论坛这三场分论坛。[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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