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盲目放开金融投资项目可能引起大量资本外逃

评论:盲目放开金融投资项目可能引起大量资本外逃
2018年04月14日 01:13 中国经营报

  金融开放不等于金融“放开”

  张玮

  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博鳌论坛上提到中国将大幅放宽市场准入。其中,金融服务业开放是市场最关注,也是最为具体的开放措施。

  面对金融开放,市场情绪颇为高涨,大多憧憬于未来的外资引入和金融改革。我们认为,金融开放应保持谨慎,不应过度解读。尤其是距离十九大提出 “三大攻坚战”仅仅过去不到半年,金融稳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金融去杠杆和金融监管也在不断加码,不能简单地将金融开放等同于金融“放开”。

  首先,从官方公布的金融开放时间表来看,无论是银行、保险、证券还是基金,开放的项目大都是市场准入和持股比例,并未提及金融产品创新。简言之,就是允许外资在基本业务上对我国进一步拓展,助力普惠金融和金融广化;而产品设计方面并没有放开,合理控制了金融深化。

  这样做的原因很简单,无非是出于坚持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主基调。众所周知,爆发于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就是金融工具过度创新的结果——产品层叠和嵌套不断演进,相互关联错综复杂。最终在当时“并不起眼”的次级抵押贷款问题上,上演了“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的悲剧。

  进入经济新常态以来,我国面临着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严峻挑战和国际金融危机的持续外溢影响。随着中国开放程度的日益提高,经济运行中的各种主要矛盾和风险不断暴露,正不断集中传导和体现于金融领域。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也是最需要监管的领域。要以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为底线,以强化金融监管为重点,这就意味着要充分吸取“前车之鉴”,合理将产品创新控制在“安全边界”内,杜绝脱离实体的金融过度繁荣。

  其次,金融服务业开放以后,我国资本账户波动可能加大。但出于防范资本外逃考虑,对外投资也需要有个“阀门”。

  从整个世界经济格局来看,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呈现高消费、低储蓄率的经济结构,而以我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多年来储蓄率始终位于高位。IMF统计结果显示,上世纪80年代开始至2007年次贷危机之前,发达国家国民储蓄率基本维持在22%左右,危机爆发后,储蓄率降低至2009年的低点18.61%,次年有所缓和。最新预测结果,到2020年,发达国家国民储蓄率会达到22.15%。相比之下,我国多年来的高储蓄率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具有典型代表性。从上世纪末以来,我国国民储蓄率不断攀升,2008年的高点为51.84%,尽管之后有所下降,但也保持在45%以上,基本是发达经济体的两倍。

  高储蓄率可以作为固定资产投资和防范风险的有力保障,我国如此高位的国民储蓄率自然令他国垂涎。当某国在缺乏储蓄的时候,想要实现消费和经济增长,就必须从国外进口“剩余储蓄”。此次博鳌论坛上我国提出要扩大金融开放,自然令发达国家看到了“合作机遇”。

  近日,英国《金融时报》曝光了贝莱德首席执行官Larry Fink给贝莱德股东的年度信函,里面提到:“从现在到未来,贝莱德的一项首要之务就是增加我们在世界各地高增长市场的影响力和渗透率,尤其是在亚洲,而且特别是在中国。人口、经济和监管方面的变化——包括这些市场的高储蓄率和家庭金融资产的快速增长——将创造重大机遇。”

  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也在博鳌论坛上提出,现在全世界需要更多投资,哪怕美国也如此,比如基础设施需要很多钱来投,而现在全世界储蓄最多的国家是中国,如果说把这些储蓄通过金融体系很好地配置起来,特别是在开放的前提下向全世界配置,我们会改变世界。

  不过,年内资本账户逆差明显扩大的情况难以出现,对外投资的“阀门”管控会逐渐呈现。这是因为当前世界贸易格局在发生深刻变化,贸易壁垒和保护主义有所抬头,我国经常账户顺差面临缩减。如果这时资本账户逆差再大幅放量,不仅会抵消经常账户顺差,更会导致外汇储备的巨额减少,削弱风险对冲筹码。特别是在美欧等外汇利率中枢抬升的大环境下,如果盲目“放开”金融投资项目,还可能引起大量资本外逃,使国际“热钱”的负面冲击再次显现。

责任编辑:关海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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